司马光论汉武

2017-07-24 22:26:16   宋志坚   评论:0

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班固曰”与“臣光曰”按先后编排在一起,二者之反差一目了然。

班固对汉武帝的评价很高,说汉武开创的“洪业”,使“后嗣”遵之“而有三代之风”。其不足之处,只是在赞颂与褒扬之中轻飘飘地带了一句,说是如武帝之雄材大略,倘能“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那么,即使《诗经》《尚书》所称道的古代圣王也不过如此了。似乎与其“洪业”相比,不足只是白璧微瑕。然细察班固所言,汉武之“洪业”也重在文、景时期“犹多阙焉”的“稽古礼文之事”,首当其冲的便是“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就很杀风景了。原被班固大大淡化的倘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一语,得以凸显并且细化,叫做“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司马光说的都有事实可证。

先说“内侈宫室”。公元前115年,汉武“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资治通鉴·汉纪十二》如此记述,并称“宫室之修,自此日盛”。“巡游无度”之实例,更是不胜枚举。据《资治通鉴·汉纪十三》记载,公元前106年冬,汉武帝南巡“舳舻千里”,即船队首尾衔接,连绵千里,可见其排场与挥霍。他的不少巡游,例如去蓬莱求仙,上泰山封禅,在长安、甘泉筑台候神,都与“信惑神怪”密不可分,他的不少“宫室之修”,特别是柏梁台失火之后建造的比柏梁台更为奢华的建章宫,更与“信惑神怪”连为一体。各郡、国也纷纷扩建道路,修缮宫观和名山的神祠,希望有神仙驾临。汉武的私生活也相当奢糜。 “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其始作俑者即为汉武——“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参见《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如此这般,上行下效,方才致使“内多怨女,外多旷夫”,非“穷奢极欲”而何?汉武之奢侈的影响相当深远,以至后世之谏臣常以此为反面教材劝谏当朝帝王。

汉武之“洪业”,除了“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最为瞩目的,大概是“外事四夷”了。汉武年间,连年征战,北狄、南蛮、西戎、东夷,四面树敌,四面出击,而且战线拉得很长。实事求是地说,有的仗,保护了面临匈奴并吞威胁的西域弱小国家,有利于守卫边疆,安定边民,可谓“义兵”“应兵”,确实该打。有的仗,却是心血来潮,任性所致,只能算是“忿兵”“贪兵”以至“骄兵”,例如,为了得到大宛国之汗血马,也为了让宠姬李氏之兄弟李广利能立功封侯,便派遣他率军穿越楼兰国、车师国去讨伐大宛。丧失五万军队的性命,耗费了亿万钱的费用,经过四年之久的辛劳,而仅仅获得三十匹好马而已。

一面是穷奢极欲,一面是穷兵赎武,花的是民脂民膏,苦的是天下苍生。仅是不断出击匈奴,战死的就达十几万人,除了兵器衣甲和往前方运送粮草的费用,赏赐将士的黄金也有二十余万斤。“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资治通鉴·汉纪八》)甚至到了大司农府库枯竭,无法供应军需,汉武颁下诏书,允许出钱买爵和以钱免刑的地步。

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或许不够准确。儒家的那一套,他最热衷的只是维护帝王之绝对权威的礼制,即班固说的“稽古礼文”,诸如“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等,连汲黯都曾当面说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黯郑当时列传》)说他“独信方术”倒是真的,一会儿将方士少翁拜为“文成将军”,一会儿将方士栾大拜为“五利将军”,一再受骗之后,依然对方士公孙卿言听计从,闹出许多荒唐事来。说他“专用酷吏”也不假。赵禹、张汤都因严苛而位列九卿,义纵更是专以老鹰捕兽的手段治事。公元前187年,吕后曾废“三族罪”,公元前179年,汉文帝曾下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废除株连,但在汉武帝时,因一人犯事而被灭族的不计其数。仅“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数万人”,更不要说在巫蛊案中,一开始,便“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其后又大开杀戒,凡“随太子发兵”的,皆以谋反罪灭族。当他得知太子冤屈之时再开杀戒,凡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均遭满门抄斩。汉武帝诛杀朝廷大臣也如家常便饭,自公孙弘后,“丞相比坐事死”,后拜公孙贺为相,吓得他“屯首涕泣不肯起”。(《资治通鉴·汉纪十三》)酷吏张汤还发明一个“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就因为“见令(缗钱等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被处死的。因为,以至“郡、国二千石为治者”亦“大抵多酷暴”,大小民变时有发生,只是尚未成为燎原烈火。

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当皇帝五十六年,看似轰轰烈烈,其实乏善可陈。到了汉武帝末年,国家财力虚耗,户口减少了一半。司马光称汉武“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可谓恰如其分。班固淡化汉武之过,应与他毕竟是刘汉天下之臣有关,他是东汉时人,但东汉也是汉。

司马光论汉武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汉武“有亡秦之失”,却为何能“免亡秦之祸”?他的答案是“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对于司马光这个答案,我以为有得有失,未必尽然。

所谓“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站不住脚。难道“先王之道”仅仅是班固说的“稽古礼文”,诸如“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等,难道“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也能算是“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即按司马光自己所言,也就大有自相矛盾之处。

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过甚其辞。汉武之时,敢有“忠直之言”如徐乐、汲黯、田千秋者其实不多。司马迁只为李陵之冤辩说几句,不合他的心意,便对他处以极不人道的腐刑。如此,难免“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而使投其所好,以售其奸者屡屡得逞。他确实“恶人欺蔽”,却又不断受人“欺蔽”。要不,哪来太子案、李陵案、颜异案频频出现?要不,哪有使他“信惑神怪”的方士接连不断?

所谓“好贤不倦,诛赏严明”也须具体分析。汉武帝确实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深知“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于是“举其俊茂,与之立功”(班固语)。但他对待“人才”的态度有个毛病,即只把他们当“才”,很少把他们当“人”。他的“诛赏”也未必就那么“严明”,就以那个制造太子冤案的江充为例,让江充威镇京师的是他,将江充灭族的也是他,“赏”既莫名其妙,“罚”又累及无辜,在此“诛赏”之间,就有他自己的严重过失。

司马光所言,唯有“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可为西汉未若“秦以之亡”的一个原因。

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到钜定县亲自耕田。回京途中在石闾山祭祀地神并接见群臣时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并应田千秋的请求,将等候神仙降临的方士全部遣散。此后,又常对大臣们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汉武帝还因有司奏请增加百姓赋税以“助边用”以及桑弘羊等奏请遗卒屯田轮台而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尤其是检讨其轻信“军候弘上书”及占卜之言,亲自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讨伐匈奴,造成巨大伤亡。因此认为,“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至于“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这是连春秋“五伯”都做不出来的事。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自此之后,汉武帝不再出兵,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养生,思富养民。又任“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的赵过为搜粟都尉,“以教民”,使百姓事半功倍,“民皆便之”。对此,司马光评说:“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他称“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或许也可叫做“组织路线”取决于“政治路线”罢。

可以看得出来,汉武帝直到此时,方才真正懂得早年徐乐对他说的“天下之患 ,在土崩,不在瓦解”的实际意义以及“文、景务在养民”的深刻内涵——“文、景务在养民”,做的正是徐乐所说的不致使“土崩”之事——并付之以行。虽然这是他去世之前两三年的事,却是意义重大而且深远的拨乱反正,对于后世的镜鉴与示范作用不可小觑。还有一条,就是司马光说的汉武“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这句话还留有些许余地,也就是说,“文、景务在养民”打下的基础,尚未被汉武糟塌以尽,压死西汉这头“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尚未出现。再加上其“顾托得人”,至少霍光与金日磾远非赵高之辈,从而使汉武“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当然,“顾托得人”这一条,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后因谋反而被灭族的上官桀,不也是汉武“顾托”的大臣之一?

相关热词搜索:司马光 汉武帝 罢黜百家

上一篇:自废武功:好儒的汉元帝为何成为西汉衰落的罪魁
下一篇:考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分享到: 收藏
手机访问《深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