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017-07-24 22:38:42      评论:0

作者不详,以下为一家之言,中学生请以中学历史课本所述为准!

1、汉武帝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关于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被学界津津乐道、充斥于大学讲坛和相关学术着作、几成定论的话题,近20年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认为董仲舒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从汉武帝乃至整个汉代也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

对于孙景坛先生上述观点,学界有不少人反对,但提不出可靠的文献、史料加以反驳,而有的学者譬如宋定国教授则依据可靠的史料、文献,在既肯定孙景坛大胆质疑精神的基础上,又进而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辨。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1月版)中,他写道:首先应当肯定: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这种求索和较真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

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时,随家迁至京城,在从孔安国学《尚书》的同时,还从董仲舒学《春秋》,与董仲舒有师生之谊。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时,司马迁42岁。恰在此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倡议并奉汉武帝之命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并开始着述《史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而在此前24岁时即作为郎中多年,多次侍从汉武帝巡游。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35岁时,还受命为郎中将,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时,又以太史令身份,于三月随汉武帝巡游至河东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着作史记而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到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时,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发愤专着史记,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终于完成。约在次年去世。

我之所以细述司马迁简历,旨在说明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馀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只字未提,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着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会疏漏的!还有,对于曾经教诲自己的老师,当时名声显赫的董仲舒,司马迁理应格外关心和了解,像老师向汉武帝进言《三策》这样的大事,要是真的有,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记。

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相比较,我认为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比较符合情理: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着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纠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着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而其中却只字未提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三策》之事。

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

《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很明显,司马迁虽然也将董仲舒列为“儒林”,但他所说的“儒”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因为从他所开列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专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人。这从《史记》称“坑儒”为“坑术士”也可窥见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传》中则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引征了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评价,尽管刘歆没有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高,但仍称其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经与“推明孔氏”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司马迁要狭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说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学”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孙先生的大胆推断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关于董仲舒“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疏漏:即没有说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总不至于平白无故地当上“江都相”吧?!这正是值得考证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这个被司马迁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补充,说明了董仲舒当上“江都相”的缘起。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因为据《史记》载: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诸侯”,触怒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而被迫自杀,所以,在窦太后健在时,汉武帝怎么可能举贤良以对策呢?而这样的漏洞却未见孙先生提及(也许是我没见到孙先生相关的文稿);第二、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据是班固伪造了《三策》。我以为,仅凭《史记》等书没有相关《三策》的记载而《汉书·董仲舒传》独载,就断言班固是“伪造”,未免唐突,因为不同史书对某人、某事记载不同(有无、详略、抵牾等)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史记》并非没有疏漏和错误,况且《三策》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伪造”,也证明不了班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第三、说“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孙先生征引了《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中的大量证言,但并不能说明其断言就准确。《资治通鉴》在《汉纪九》中确实几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内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顺序上,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出入的,并且在引用后的《考异》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孙先生所说的,班固《汉书》关于相关记载的抵牾之处。请看,《考异》云: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着之于此。《仲舒传》又云:‘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推说其意;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灾在建元六年,《主父偃传》,上书召见在元光元年。盖仲舒追述二灾而作书,或作书不上,而偃后来方见其草藁也。”

从《考异》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对于班固《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内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处,不仅没有掩饰,而且专门作了说明。因此,《汉纪九》关于《对策》年代上的调整,以及在董仲舒与汉武帝对策内容上,对班固《董仲舒传》中相关文字上的修改,显然是出于力图解决《董仲舒传》中存在的矛盾,而决非怀有像孙先生说的那样的目的,况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依然申明“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说明尽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问。字里行间,昭示了司马光等《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们,治史之严谨态度。

严谨治史,乃史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从《资治通鉴》、《汉书》的总体看,司马光及其一班编撰者们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备并恪守这样品格的史学家。至于其着述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疏漏、抵牾、失实等等),则有多种原因导致,而且其它史书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我认为不宜轻易地作出“伪造”、“炮制”之类的推断。因为这牵涉到对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文品和人品问题。假如司马光和班固真像孙先生所断言的那样,随心所欲地“伪造”和“炮制”史料的话,那他们作为史学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问题了!他们所编撰的《汉书》和《资治通鉴》,还值得一看吗?!

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孙先生所引征的班固和司马光的相关文字,都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班固在《武帝纪赞》说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在《董仲舒传》说的则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其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词;把“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断或概括为“独尊儒术”,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即便把“孔氏”视为“儒”的代名词,但“隆”和“推明”与“独尊”之意也相差甚远!至于“表章《六经》”,则与“独尊儒术”就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虽然孙先生引征了其“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见《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独乐园诗》作旁证,其中尽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终不能证明司马光炮制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2、董仲舒有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宋定国教授在《国学纵横》中指出: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所谓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依据的是《举贤良对策》之第三策中的下一段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我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盖是所谓“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之由来。若然,这种推断并不不符合这句话的原意。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干脆把这段话都译成白话看看:

“《春秋》重视一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准则;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臣我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准则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这段话立论的根据是“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之说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而立论的目的则是“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简单地概括起来,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统一言论,统一法度,统一行动”的道理。这道理从维护统一的国家的角度讲,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说得通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这个词组,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六艺之科”,一是“孔子之术”。可是人们似乎要么是忽略了前者,要么是把前者归结为“孔子之术”,进而把“孔子之术”又归结为“儒术”!

这是个传承已久的天大的误解!

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正与此有关。由于对这个词组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了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的整个认识的错误。

我认为,“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并非一回事。

《六艺》就是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的《六经》。“六艺之科”即“《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广泛。而儒家所谓的《六经》(即《六艺》),系作为迄今所知中国学术文化之源的典籍,而决不止是“儒家经典”。把《六经》当成“儒家经典”,不仅有违史实,而且无形之中,把中国学术产生的历史人为地大大往后推了。因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产生于战国时期,而中国学术的萌发和成熟,要比这早得多。人们一谈论中国学术,总是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谈起,而忽略“诸子百家”所赖以产生的活水源头。这样,实际上就把诸子百家当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迄今所见,流传到孔子时代的古典文献,主要就是《六经》。所以,《六经》就是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按照成书的年代先后,其排列顺序应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以前按《诗》《书》《礼》《乐》《易》《春秋》排列,是儒家把它们当作儒家典籍所为;因为儒家作《十翼》即《易传》而加以揆发、阐释,所以《易》被放在了孔子重点修订的《春秋》之前。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没有一家与《六经》即《六艺》无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而《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显然主要不是指先秦传习下来的“诸子百家”。至于“孔子之术”,自然可以理解为“儒术”,但严格说来,“孔子之术”与“儒术”,也是不能划等号的。况且,“三策”中并未用“儒术”这样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

凡是熟悉古代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汉初的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颁布搜集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兴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三策》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

遗憾的是,《三策》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读、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杨荣国等就持这一观点),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据我所查阅的史料,没有发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此建议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成立。

从迄今所见各种文献看,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马迁后来获罪是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

今天的学者们多都认可这个史实,却还仍然保留和侈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到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何时、何人?从相关资料上看,多认为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但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把《六艺》称为《六经》看,显然有两个问题明摆着:一是董仲舒健在时,有了《六经》或《五经》的说法,但他却不认同、未采纳;一是董仲舒健在时还没有《六经》或《五经》的说法。此两者无论何者属实,都意味着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的否定。

从道理上来推断,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肯定与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有关;因为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便可顺理成章地被归结为“儒术”了,于是也就可以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敷衍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然而,班固在《汉书》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论;虽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和“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却并无“独尊儒术”之语。所以,从班固那儿,我们也无法找到答案。

所以,愚以为: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属实的话,是班固第一个把董仲舒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中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孔子之术”,进而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罢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后人则根据班固的这个说法,又把它误解、敷衍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但是,这一说法究竟始自何人、何时呢?

经查阅,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提到: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思想,使失其自由”。“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庞朴、马勇、刘贻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与他同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则并未使用过这一说法,但是以后这一说法却广泛流行开来。

3、汉代是否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化专制不同于政治专制。因为政治专制可以禁锢、扼杀人们的手脚和整个肉体,但文化专制却顶多只能禁锢人们的口和笔,却永远禁锢不了人们的思考、思想。所以文化专制从一开始就行不通。

汉武帝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就是证明。

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前179-前122年),就公然驳斥“儒术”而崇尚道术;就连汉武帝本人对“儒术”也并不那么热衷,而是几乎一生都迷信神仙方术。当在朝的文化人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而精心编造某种学说而大造舆论时,而在野的民间学术文化,却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方向潜流、涌动着,并随着时局的动荡及其所造成的空隙,忽高忽低、波浪式地冲击着所谓主流文化。

诸多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说明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史实。

因为即使在汉武帝在位(前140-前87年)期间,“儒术”以外的其它学术比如神仙方术,术数等等,不仅照旧存在和发展着,而且比先秦发展得还快。另外,直到汉末,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交通等等,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建树卓越的专家、学者。

如在天文学方面,有洛下闳(约与司马迁同时),众所周知的贾逵(30-101年)、张衡(78-139年)外、刘洪(约129-210年)。洛下闳改创赤道式仪器,定下了赤道式浑仪的基本结构,“转浑天于地中”,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与唐都、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共订《太初历》,将一年分四季,二十四节气,正月初一为始,腊月三十为终,从此使国人得享“只看日历不看天”、不误农时五谷丰登的便宜;刘洪则第一次从各方面提出精确的月球运动理论,解决了大量关于月球运动的难题,奠定了中国“月球运动”学说的基础,使历法进一步走向精密,被誉为“当世无偶”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家。

在农学方面,有对耕作技术和农业管理作出贡献的农学家赵过(汉武帝时期,具体生卒年待考)和氾胜之(约晚于赵过60年,具体生卒年待考)。尤其是氾胜之(约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所着《氾胜之书》十八篇,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它不仅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还列举了十几种农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而且其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以后从《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再到《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均以此为范本。

在医学方面,有熔理、法、方、药于一炉,着有《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被誉为“医圣”的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伤寒杂病论》集先秦以来医药理论和临床医术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着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着。《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和体系,对于治则和方药的统筹,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上,均贡献突出。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急救方法,从而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算学方面,产生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

在地理、水利、纺织、建筑、冶炼、酿造和交通学等等实学方面,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至于术数之类的学术文化,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影响下,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术士)等。足见汉代术数学范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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