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为何败北:被一封书信称出的斤两

2019-01-24 21:10:28   田栋   评论:0

缘起:乱世烽烟 群雄逐鹿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经过漫长周密的准备,镇守大隋王朝北境的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李渊起兵反隋。他的目标,便是隋王朝的腹心所在——关中沃野、都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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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

此时的大隋王朝,已经因为隋炀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搞得天怒人怨、烽火遍地。马邑刘武周、豫章林士弘、晋安刘元进等造反头目纷纷称帝;金城薛举、河北窦建德、恒定王须拔、淮南杜伏威等武装皆自立为王、称霸一方,此外诸如王德仁、罗艺、高开道、梁师都、孟海公、徐圆朗等大小武装也是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仅仅过去三十年,那个曾经平灭陈朝,结束近三百年分裂局面的大一统王朝就这样分崩离析、行将覆灭了。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在这众多的选手中,李渊加入时间最晚,力量也并不突出,但他却将目光紧紧锁定关中。他深知,关中拥有崤函之固、山河之险。西魏、北周和后来的隋朝,正是因为牢牢占据了关中,才凝聚起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奠定了东灭北齐、南平陈朝的坚实基础。如今,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和代表,李渊只有利用靠近关中的地理便利,迅速拿下关中和长安作为根据地,才能在角逐天下的过程中后来居上,占得先机。

此时的关中可谓空虚至极。

自从登上帝位,精力旺盛的隋炀帝杨广不愿意在长安多做停留。十多年来,他营建了更加富丽堂皇、巍峨雄壮的洛阳和江都,并长期居住在此。就在此时此刻,面对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隋王朝,杨广心灰意冷、不愿北还,远远躲在江都的深宫醉生梦死,等待末日降临。诺大长安就丢给了年幼的孙子,代王杨侑和刑部尚书卫文升镇守。在此前平定功臣之后、礼部尚书杨玄感造反的战争中,卫文升损兵折将,败仗连连,而关中十多万精锐的骁果军又被隋炀帝羁留在江都不许北返,因此生逢王朝末世,面对熊熊烽火,长安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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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形势图

李渊正是瞅准了这个空档,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长安。

进入大业十三年,他加紧进行起兵准备,从干掉隋炀帝安排在他身边的眼线王威和高君雅,到搜罗人才、建立班底、招兵买马、结好突厥,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七月,他打出了“立代王,安隋室”的旗号,率众三万举事。

然而,在进军关中的途中,李渊的目光时刻不离一个人,那就是近在河南的李密。李渊心里明白,虽然已是四方割据、群雄纷争,但论才具、实力、野心、机谋,对自己威胁最大的,非统领瓦岗军的李密莫属——此时李密麾下的数十万瓦岗军已与隋东都洛阳守军对垒多时,如果他攻克洛阳,携累胜余威挥军入关,抑或舍洛阳坚城不顾,一意入关另寻根据地,则自己的三万新军断难与之争锋,后果将难以预料……

威胁:草莽英雄 心腹大患

就在这个微妙时刻,一封来自李密的书信,却最终打消了李渊的顾虑。准确地说,正是通过对这封书信的解读,让李渊称出了李密的真正斤两,坚定了入关信心。

怎么回事?这还要从头说起。

李密,字玄燧,又字法主。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李弼的后代。其祖父、父亲都在北周和隋朝为官,是典型的官二代。李密从小就胸怀大志,博览群书,意欲有所作为。由于才干出众,他得到了权臣杨素的赏识,并与其子杨玄感结为至交好友。杨素死后,因恐于隋炀帝对功臣集团的猜忌,又眼见隋王朝在隋炀帝的折腾下乱象频出,亡征已现,素有野心的杨玄感便起了取隋而代之的念头。而李密,自然成了他心目中的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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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

大业九年,杨玄感乘隋炀帝准备第二次东征高丽,自己又在黎阳督运粮草之机率八千船民起义,造反队伍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充到了十多万人。李密也兴冲冲赶来,将深思熟虑的上中下三策献上:上策,趁隋炀帝东征高丽未归,“长驱入蓟”,与高丽前后夹击,对隋炀帝实施“斩首行动”;中策,鼓行而西,直取关中以为基业,进而徐图中原;下策,就地攻占东都洛阳,建立威信,号令四方,但由于洛阳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如果久攻不下必然遭致四方隋军围困,后果难料。

不难看出,上策剑走偏锋,险中求胜;中策稳扎稳打,路线清晰;下策见效最易,胜算却最低。在李密的筹划中,杨玄感即使没有于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识,长驱北上一战成功,也应该循北周灭北齐故事,西入关中建立坚实的根据地,另起炉灶,做大做强。然而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杨玄感居然以“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隋书·李密传》)为由选择了下策。此后,无论李密怎么劝说,杨玄感都不改变主意,甚至二人还逐渐产生了嫌隙。

终于,隋炀帝慌忙回撤,全力剿杀,樊子盖、卫文升、来护儿等隋军将领对杨玄感形成了包围之势,杨玄感军陷入了师老坚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穷途末路的最后关头,杨玄感终于想起了李密泣血推荐的西入关中之策,带领残兵向西进发,却最终受阻于关中门户弘农宫,落下个兵败被杀的下场。

杨玄感是失败了,但对于正向关中磨刀霍霍的李渊来说,这件事至少说明李密一直将入关中、争天下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方针。

如果说杨玄感失败后,从隋炀帝的爪牙中侥幸逃脱、漂泊江湖的李密对李渊来说并没有什么威胁,那么,以更强实力重出江湖、王者归来的李密就成了李渊的心腹大患。

李密逃出牢笼后,辗转于河北、山东等地,先后投奔各割据势力。结果,郝孝德“不礼之”,王薄“亦不之奇也”,本为世家子弟的李密受尽了冷眼和嘲笑。他整日东躲西藏、食不果腹,一度“削树皮而食之”(《资治通鉴·隋纪七》),景况十分狼狈。不仅如此,在隋炀帝无处不在的搜捕中,多名亲友受自己连累,身陷囹圄、死于非命,而李密自己也几次三番命悬一线、九死一生。

就在李密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时候,他遇到了正带领瓦岗军纵横河南的翟让,才真正开始了龙游大海、一展抱负的传奇人生。而瓦岗军因为李密的出现,也摆脱了四处剽掠、居无定所的流寇状态,正式走上了隋末纷争的历史舞台。

作为义军首领,翟让对李密关怀备至、礼敬有加。李密“席卷二京,诛灭暴隋”的方略,也为翟让和瓦岗军打开了另一片广阔天地。在李密辅佐下,瓦岗军破金堤关,攻荥阳诸县,斩杀张须陁,大破刘长恭,声威大震。李密还出奇兵一举夺得储粮山积的洛口、回洛等仓,随即“开仓恣民所取”,数十万百姓扶老携幼前来投奔,瓦岗军的实力和影响迅速扩大。祖君彦、房彦藻、裴仁基、贾闰甫等一大批富有才干的隋朝臣将也投入李密的麾下,李密本人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扶摇直上。

大好形势下,翟让主动让贤,“上密号为魏公”。李密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瓦岗之主。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张青特等原本对李密并不待见的群盗武装也纷纷奉李密为主,一时“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资治通鉴·隋纪七》),李密遂“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旧唐书·李密传》),重新展开对东都洛阳的围攻。与李密一样不受隋炀帝待见的东都书佐祖君彦也投入李密阵营,写出了“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战斗檄文,成为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名篇。

短短两年之间,李密就从一个逃亡天涯的逆犯,一跃而成为隋王朝最大叛乱武装的首领、反隋战场上最为抢眼的“明星”,大有与隋炀帝分庭抗礼、问鼎中原之势。

出任幕宾,襄赞筹划之时,李密尚且将关中作为首选攻取目标,如今自己已经拥兵数十万,雄据一方,又身处与关中近在咫尺的河南,有什么理由不抢在自己前面先入主长安呢?这正是要挥师关中的李渊心头最大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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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岗军

转机:李密复书 战略失误

然而此时,这封来自李密的书信却改变了一切。

对于这封书信,史料记载大体一致,却也有着细微差别。

两唐书只说了李密送来了这封信,并未说明来信原因。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却更为详细,直接说明是李渊“以书招李密”(《资治通鉴·隋纪八》),而本文要说的这封信,只是李密派祖君彦对李渊来信的“复书”。由此可见,是李渊示好在先,而李密回信在后。那么李渊这封信内容是什么呢?无论是《两唐书》《资治通鉴》还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都没有说明。笔者揣测,应该是李渊以同宗之谊巴结正如日中天的李密,借以试探李密下一阶段动作到底是攻打洛阳还是西入关中。只是由于唐代史家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隐去了。

相比各家史书的惜墨如金,《资治通鉴·隋纪八》倒是详细记载了李密的回信内容:

——“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

很明显,此时的李密志得意满,信心爆棚。一种指点江山、壮怀激烈的豪迈跃然纸上。

在隋末风云激荡的时代大潮中,李密几经沉浮,九死一生,凭着过硬的才干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终于成为最大的反隋武装首领,并登上了各路造反力量共同拥戴的盟主之位,的确难能可贵,这也给了他与李渊平等对话,甚至颐指气使的底气。

然而仔细分析李密的口吻,不难看出他膨胀的自信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懑。心理学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的自负往往来源于他的自卑。李密的这种表面自信,实际上正缘与他内心在长期隐忍中造成的卑微之感。

实际上,虽然同属关陇贵族集团,又同出于李氏宗族,但无论是出身、权位还是功业,李密都无法与李渊相比。

李密虽是西魏功臣李弼之后,父祖也在北周、北周为官,但都比不上李渊的祖父李虎、父亲李昞的爵位官职,更别说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论起辈分来,隋炀帝杨广还要叫李渊一声表哥。

从两人现实情况来看,李渊很早就承袭了父亲唐国公的爵位,又官至晋阳宫监、太原留守,成为镇守大隋北境,防范突厥入侵的封疆大吏。而李密出现在史料中时,还只是一个不受隋炀帝待见的御林军侍卫,地位权力、人脉资源、眼界手段,两人都判若云泥。

在对阵突厥和西北造反势力的长期战争中,李渊锻炼出了一支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职业军队,打造出了一个包括刘文静、裴寂、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精干文武官吏组成的决策和行政班底,如臂使指,运转高效。李渊还有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女儿平阳公主夫妇这样骁勇善战、机变百出的出色后辈,一旦制定正确决策,整个团队就可以全力以赴、高效完成。而李密虽然一度连兵百万,地盘广阔,但当初也只是投靠义军的一介布衣,并没有多少心腹骨干。瓦岗军也都是以造反民众为基本构成,组织力、执行力、战斗力和李渊相比,都不是一个量级。

此外虽然名为盟主,实际上无论是在瓦岗军内部还是在各路起义军之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自行其是等流寇余毒一刻也没有停止,李密的绝对权威还远远没有形成。虽然从军事实力来说,李密明显强于李渊,但从团队综合实力和作战持久度来说,李渊却有着巨大的潜力。李密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他明显在内心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李密开篇便把“四海英雄共推盟主”的头衔摆出来,目的就是补偿心理落差,同时向李渊表明,自己的地位权力并不差于他。

不仅如此,李密的这封简短书信除了透露出内心隐藏的自卑,还暴露出了自己战略目的的浅薄和短视。

“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

商辛和子婴,分别是商朝和秦朝的末代君主,都被造反者诛杀。顾名思义,李密的战略目标非常单纯——就是除掉暴君隋炀帝。

隋炀帝该不该杀?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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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

作为闻名史册的暴君,无论是当时民意还是历代史家,早已对隋炀帝视民命如草芥、以百姓为寇雠的所作所为盖棺论定。即使隋炀帝建立了若干彪炳史册的宏大功业,但并不能改变其独夫民贼的暴君实质。暴君之名,也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如此,则无以震慑后世君主,无以匡正世道人心。虽然网络时代总有人哗众取宠,冒天下之大不韪为隋炀帝做各种各样的翻案,但从开凿运河、广造宫殿,到三征高丽、巡游无度,再到苛政虐民、横征暴敛,甚至对领取杨玄感开仓放粮的三万民众全部坑杀,遍布史册的滴滴血泪无不控诉着隋炀帝的嗜权如命、好大喜功、乖戾暴虐、滥用民力,这是任何翻案都无法抹杀的。

《隋书》中痛斥隋炀帝“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指出:“振古以来,一君则已。”将隋炀帝的扭曲心理和性格缺陷描述得淋漓尽致,同时深刻揭示了权力的高度集中所导致的灾难。

应该承认,李密和隋炀帝之间,有着深重的恩怨纠葛。李密入仕之初,就因为“顾盼不常”(《新唐书·李密传》)给了隋炀帝非常不好的第一印象,被窜逐出朝。李密投奔杨玄感之后,提出的上策,便是对远在辽东的隋炀帝实施“斩首行动”,很难说和他对隋炀帝本人的愤恨没有关系。杨玄感败死后,隋炀帝痛恨李密为其谋主,又担心“李氏将兴”的谶语在李密身上应验,遂对李密进行全国通缉。李密因此吃尽了苦头,多位亲友皆死于非命。从这点出发,说李密和隋炀帝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并不过分。

但是,杀掉暴君以后又该如何呢?怎样收拾暴君留下的烂摊子?怎样建立一个新政权,让饱受创伤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迅速得到医治?这就不在李密等造反领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了。须知,建设一个新政权,难度远大于摧毁一个旧政权。但对他们来说,只要将这个罪魁祸首送上断头台,革命的目标就达成了。

李密看不到隋炀帝的暴虐和其父隋文帝得位不正,大兴杀戮、诛锄异己,制造恐怖氛围的关联,看不到在隋王朝统一表象下皇室内部、功臣集团、广大民众、不同地域之间日渐失衡的权力格局和日益尖锐的群体矛盾,看不到因隋文帝、隋炀帝两朝严刑峻法而窒息的社会空气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日益增多的尖锐冲突,只把王朝乱局归因于一个暴君的胡作非为,必然使他被情感冲昏了头脑,蒙蔽了理智,除了兴兵造反、大事破坏而无法制定定乱安民、再造河山的正确战略。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李渊读罢李密的回信,才松了一口气。

他笑着对属下说:“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资治通鉴·隋纪八》)一封短短的书信,就让他得出了李密妄自尊大,不足为虑的结论,同时定出了下一步举措:自己即将进取关中,不应该在这时再树强敌,而应“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让李密和瓦岗军挡住隋军增援关中之路,待关中平定,而李密与东都隋军两败俱伤之际,再出关收渔翁之利。

随后,李渊遣温大雅复书李密,对他“反隋盟主”的江湖地位极尽阿谀奉承,尊称李密为“大弟”,口口声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表示自己年已老迈,只盼李密“早膺图箓”,成就帝业后恢复自己唐公的封地爵位。一碗迷魂汤灌得李密晕晕乎乎,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他将李渊回信遍示将佐,兴奋得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

走向:命途各异 判若云泥

一来一往,两封书信决定了未来历史的走向。

李渊一开始便以“尊隋”为旗号,“安民”为手段,凭借长期镇守北境而积累的丰富政治经验和精干施政团队,一路“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明确规定“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馀豪俊,随才授任”,曾创下一日之内任命千余人为官的记录。任命官员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李渊根本没有多余的告身文书,授官者只拿着李渊手写的官名就去上任了。李渊此举,将关中士绅团结在自己周围,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基础。

同时,李渊启动安插在关中的李神通,女儿平阳公主等力量,组织起强大的关中新军,说降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史万宝等关中割据势力,为李渊进取关中创造了有利条件。攻克长安后,李渊第一时间规定“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新唐书·高祖纪》),与长安吏民“约法十二条”,尽可能地避免了政权更替阶段的社会和朝局动荡,为即将到来的新政权赢得了民心。

虽然是彻底的占据腹心、颠覆政权,李渊却没有将矛头直指隋炀帝,至少在名义上保证了自己大隋忠臣的道义形象,也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残隋政权对自己的注意力,为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创造了条件。结果“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以关中为核心,“东自商洛,南尽巴蜀”(《资治通鉴·唐纪一》)的广大地域皆成为李渊势力范围。隰城尉房玄龄、京兆杜陵杜如晦等才俊之士看出了李渊政权取代残隋已是大势所趋,纷纷投效,成为李渊、李世民父子日后平定天下、登基称帝的班底人物。

等到隋炀帝身死宇文化及之手,各路反隋势力日渐做大,隋亡局势日渐明朗,李渊才抛开“忠臣”的面具,拿下了傀儡小皇帝杨侑,“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建立了唐王朝,此后渐次平定了薛仁杲、梁师都、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开启了大唐近三百年的大一统时代。明末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指出,李渊在隋失民心、四海鼎沸之际才称兵举事,亮出义旗,正是要造成“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归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的既成事实,树立起自己“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的道德形象,而区别于杨玄感、李密等“背君父以反戈者”,为新政权的建立奠定舆论和民意基础。

反观李密,以复书李渊为起点,非但没有像自己所言,“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反而逐渐重蹈故主杨玄感的覆辙,走上了败亡之路。

虽然名为“反隋盟主”,但在内,李密要时刻小心提防翟让、徐世勣、单雄信、邴元真等瓦岗固有势力的反水,在外,窦建德、硃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造反武装只是遥尊李密为主,实际上并不听其调遣。李密的权位远远比不上李渊在本集团的核心领导作用。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李密心心念念的关中战略却没能最终实施呢?李密谋臣柴孝和曾提议李密乘李渊在关中立足未稳,立即挥师西进,却被李密拒绝:“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我西入!”李密还有一层担心。如果自己舍诸将而西入关中,则难保翟让、单雄信、徐世勣、邴元真等瓦岗将领不会自相残杀、“各竞雌雄”,到时候李密前有坚城,后无归路,“则大业隳矣”。李密权位之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李密势力日渐壮大,以李密为首的瓦岗新军和以翟让为首的瓦岗旧部之间龃龉不断,最终引发了李密诛杀翟让的内讧事件,使瓦岗军内部陷入分裂。内讧之后,李密因杀害当初收留重用自己的翟让而背上了恩将仇报、不仁不义的恶名,虽然实力未减,但“吊民伐罪、讨伐暴君”的道德形象却受到沉重打击。从此窦建德等造反力量更加自行其是,公然无视李密的盟主之令,卫州贼帅王德仁更是将李密派去招抚的心腹房彦藻杀害,李密的“盟主”之位,含金量已经大大缩水。

为了重建合法性,李密不得已,将攻克洛阳作为最大赌注,继续与隋越王杨侗驻守的坚城洛阳死磕。与此同时,因为“反隋盟主”的耀眼光芒,李密也成了隋王朝重点打击目标,隋炀帝派出最后的骁将王世充,与李密在洛阳周边展开反复争夺,只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空前激烈的军事斗争让李密无暇收揽民心、建设政权,虽然坐拥几大粮仓,但缺乏规划和管理,以至于从粮仓到城门,浪费的稻米有数寸之厚,白白让车马践踏。对取粮者,也是“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资治通鉴·唐纪二》),坐吃山空,黎民流散便在眼前。

就在此刻,逗留在江都的隋炀帝死于骁果军将领宇文化及之手,李密瞬间失去了斗争的目标。怎么办?陷入彷徨的李密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接受洛阳残隋朝廷的招降,与率军北返的宇文化及决战。

昨天还是大骂隋炀帝罪行“罄竹难书”的“反隋盟主”,今天就成了残隋朝廷的护院家丁,角色转换之快,让所有人始料未及,也彻底寒了一众将士的心。主帅李密尚且朝秦暮楚,我辈流寇有奶就是娘又有何不可?最终,李密虽然惨胜宇文化及,但自身也元气大伤,已成强弩之末,被王世充击败。李密受挫后意图与手下诸将汇合,然而单雄信等瓦岗将领“勒兵自据”,拒不出援,后又与邴元真“以城降于世充”,加上被王世充俘获的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数十人,李密赖以起家的班底已经损失殆尽。

穷途末路的李密此时还幻想以“同族之谊”和“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的功劳投奔早已底定关中的李渊,最终被李渊逼反,死在唐朝熊州行军总管盛彦师之手,头颅也被送到了长安,就此结束了自己传奇而悲剧的一生。

世事无常、白云苍狗。掩卷长思,我们不难发现,在隋末乱世中,李渊、李密二人迥异的命运,其实早已预示在那封被称出斤两的书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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