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后谁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2017-06-03 10:52:00   秦立海   评论:0

核心提示:吴鼎昌、唐纵等人的建议,即使是真实可靠的话,其作用最多也只能是在此关键时刻进一步提醒或坚定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决心。此外,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样的重大问题,最终也只能由蒋介石本人作出决定,其他任何人的建议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参考罢了。

揭秘:抗战后谁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蒋介石与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 2003年第6期,作者:秦立海,原题:重庆谈判,谁的建议

1945年8月14日,即在日本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出人意料地向延安方面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随后,他又在8月20日、23日接二连三地发电相邀,一时显得“情真意切,急不可耐”。

在此关键时刻,是谁向蒋介石献此良策,使其先拔头筹,暂时掌握了战后国共斗争的主动权?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既非张治中亦非赫尔利

一种观点认为是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顾清怡在其《张治中与国共谈判》一文中指出:日本宣布投降时,国共“两党摩擦日趋加剧,有增无减,而和谈早已陷于停顿,国内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张治中盱衡全局,旧事重提。一方面在主和人士中积极活动,另一方面向蒋介石进言,劝他恢复两党和谈,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一切。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内战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摆出一副和平姿态,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赴渝面商‘国家大计’”。

顾清怡未在文中注明该观点出自何处,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属间接引自张治中本人的一段回忆。原文为: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是”。

但我们仔细研读这段回忆,并不能得出是由张治中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结论。以“和平将军”著称的张治中在当时的确曾努力促使国共两党恢复和谈,但通过蒋介石电请毛泽东赴渝这种方式来恢复和谈则未必出自张治中,否则他不会不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这一点。此外,国民党的档案文献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也未提及此建议是出自张治中。由此可见,这一观点是顾清怡本人对张治中上述有关回忆片面理解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事实。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建议。牛军作为该观点的较早提出者,在其多篇文章中都有所论述并作了简要分析。其中,在《赫尔利使华与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一文中,牛军认为是赫尔利导演了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谈判。“8月14日,中苏条约在莫斯科签订。由于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保证终于以条约的形式公之于世。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很有把握用政治手段迫使中国共产党妥协,在谈判桌上鲸吞人民军队,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所以,当赫尔利得知中苏条约签订的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外,张素初、陈瑞锋等人也持此观点。

这一观点之所以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主要是由于其有明确的出处可查,这就是1945年8月16日赫尔利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此建议是自己所提。对此,我们不可否认,当时赫尔利的确曾向蒋介石建议过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而且早在1944年10月,赫尔利就曾设想过,当时机成熟时,由他撮合让蒋介石与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促成国共合作。

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蒋介石发电与赫尔利建议之间所存在的时间差,这对澄清历史真相至关重要。现已确认,赫尔利是在8月15日晚,蒋介石向其通报有关中苏条约谈判及签约的消息时,建议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而蒋介石早在此前一天即8月14日就已发出了对毛泽东的第一封邀请电。显然,这一时间差表明赫尔利的建议只是“马后炮”,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赫尔利建议说”并不成立。

吴鼎昌与唐纵之说皆有待证实

当前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认为重庆谈判是出自国民党政学系人士吴鼎昌的建议。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的王抡楦在《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一文中援引陶希圣的话指出:“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但王抡楦没有指出具体是何人。而时任《大公报》重庆版负责人的王芸生则指出:“1945年8月13日,日本确定投降,吴鼎昌当时任蒋介石政府的‘文官长’,他向蒋介石献策,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商谈‘国家大计’。蒋介石采纳了吴鼎昌的献策,由吴起草了一个寒(14日)电,拍往延安。”

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被许多学者所引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汪朝光认为“此举究属何人所建议,现并无确切记载。日本决定投降后,国民党高层连续几天开会,讨论有关重要问题,但并未见提及邀请毛赴渝一事”。

接着,汪朝光又对各种有关吴鼎昌的回忆作了分析。“有说法称此事出于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建议,如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赴渝‘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系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蒋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当为事实,是否出于吴鼎昌献言尚需更为可靠的材料证实。”

与吴鼎昌同属政学系、同为蒋之高级幕僚且关系十分密切的熊式辉,在其日记中对此事毫无记载(熊的日记为当年所记而非事后回忆,可信度当更高,何况其日记中对国民党高层机密并无避讳处),如果此事确属吴鼎昌言,按常理吴鼎昌更应该告诉熊式辉。

另据王芸生回忆,吴鼎昌向蒋献言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新闻,便于15日将蒋的电稿交《大公报》,准备当天发表在晚报上,但在检查时被扣,经请示侍从室,陈布雷称“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结果,此电只能在16日由中央社发出通稿。

对此,汪朝光认为,“吴将电稿交给《大公报》,只能说明他事先得到此电稿,并不必然证明此电与他的关系”。总之,“现有关于吴鼎昌与蒋电关系的材料均为他人回忆,然后口口相传,吴本人并未有此说法,已公开的蒋的谈话、日记亦未有任何暗示,故尚待更为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汪朝光在对“吴鼎昌建议说”进行怀疑之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唐纵建议说”。汪朝光认为,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非常值得注意。该份文件拟于日本投降前后,于8月12日交给蒋介石。关于中共问题,此件建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蒋介石对这个建议有何反应,唐纵未予记载,但该文件其他各项建议大多实行,而蒋在两天后即电邀毛赴渝,恐不是偶然的。何况该建议对国民党邀请毛泽东赴渝的原因及利害表述得非常清晰,无论其起到作用与否,它所反映的内容应该是当时国民党的真实想法,即以和谈压中共就范”。

此分析具有相当道理,但亦仍待发掘更多的相关背景材料予以证实。

极有可能是蒋介石本人

我们在回顾和分析了现有的四种观点后,仍不能最终确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建议到底是何人所为。其实,除有人建议外,还有一种我们不能否认和排除的可能性,即重庆谈判的首倡者就是蒋介石本人。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巧合。据胡乔木回忆,早在蒋介石第一次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三年前的同一天,即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忽然在重庆约见恩来同志,说他将去西安,拟在那里约毛主席一晤,并连说了两次,还要周恩来电告延安。为此,从8月中旬到9月初,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进行了反复磋商”。“毛主席比较倾向于由他亲自出面与蒋会谈”,但“恩来同志对毛主席离开延安与蒋会面的问题十分慎重”,“认为蒋介石仍想打击我党领导人尤其是打击毛泽东同志,毛主席与蒋介石会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安全也没有保证”。“最后,中央采纳了恩来同志的建议,在进一步判明蒋介石的意图之前先派林彪见蒋,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毛主席是否与蒋会面以及何时会面”。

此后,林彪赴渝谈判达半年之久,蒋介石迟迟未提与毛泽东会谈之事。此次蒋、毛会面虽未实现,但蒋之提议表明他本人早已有与毛泽东直接会面商谈国共问题的想法,并非直到抗战胜利时接受别人建议才有此考虑。

除此之外,另据张治中回忆:“记得是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约我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我听了这话很兴奋,即答:‘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蒋何以忽有此动机,是不是由于1943年5月第三国际宣告解散,曾引起反对派‘招降’共产党的幻想,他也存在此幻想呢?不得而知。这时林彪准备回延安,我在家里为他饯行,就在那天晚上把信交给他。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向周恩来查问。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

蒋介石的再次邀请虽仍未能得到中共的积极响应,但这也再次表明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并非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在其头脑中早已成型的一种政治考虑。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为蒋介石再次萌发邀请毛泽东会谈的念头提供了可能。这正如章百家所分析的:“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尚不具备立即发动内战的条件和能力。”“其次,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订,在蒋介石看来,有可能按照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的机会已经到来了。”这样,“在近期内,以军事方式解决国共矛盾的条件尚不具备,而求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又增加了,这是蒋介石把对共产党的策略从首先使用军事方式转为首先采取政治方式的主要原因,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构成了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早在抗战期间就已考虑过的与毛泽东直接会面的念头再次萌发,自然就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至于上述吴鼎昌、唐纵等人的建议,即使是真实可靠的话,其作用最多也只能是在此关键时刻进一步提醒或坚定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决心。此外,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样的重大问题,最终也只能由蒋介石本人作出决定,其他任何人的建议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参考罢了。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在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个问题上,蒋介石都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核心决策者,甚至他本人就是重庆谈判的首倡者,这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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