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黎民:我花了一生去原谅父亲郁达夫

2017-06-30 22:07:32   郁黎民   评论:0

人物介绍

郁黎民:1925年出生于浙江富阳,曾用名郁洁民,郁达夫跟原配孙荃所生,为其长女,1950年随丈夫到湖南桂阳第一中学任教,曾任湖南省第五、六届省政协委员。

郁黎民曾反复问过自己,作为郁达夫之女是幸抑或是不幸?

每每提及父亲,91岁的她说一句话又抬头看看窗外,停顿很久,好似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这个让她情感如此复杂的父亲,曾一度被她称为“无所谓的人”。但在她八十岁以后,她又开始反观自己,写成“我的一生”。郁达夫于她似乎不再是陌生人,她试着去理解、接受、原谅、同情……而他也成为她一生不可避之人。

归来吧,爸爸,故乡也还有您的妻儿

天空下起毛毛雨,一场秋雨一场凉了。10月12日,桂阳县财神洞58号小院,听到有人来访,郁黎民让保姆帮她坐上轮椅,推至客厅。听到“郁达夫”的名字,搓着手的她眼睛一亮,随即又黯了下去,“虽然我是郁达夫的女儿,可我们见面的次数是极少的,父亲于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么几件小事了。”停了许久,她轻叹一口气。

在郁黎民记忆中,父亲给予她最初的父爱还是外婆和母亲孙荃反复说给她听的。郁黎民在浙江富阳出生时,孙荃得了疟疾,缺奶,只得将她放在一个奶娘家抚养。1925年10月,郁达夫从外地回到富阳老家,得知郁黎民寄养在奶娘家,他立马跑到奶娘家里看。这个奶娘家里好几个孩子,根本无暇照顾好郁黎民,已经十个月的她瘦得像只小猫。

“可能因为我是女孩的缘故,我的境况家人也并未重视。”那天郁达夫看见郁黎民在楼上啼哭不止,而奶娘在楼下烧水煮饭,并没理睬。见此情形,郁达夫解开皮袍子把女儿裹起来,在巷口喊了一顶轿子,一口气将郁黎民送至离城三十多里的岳母家,还嘱咐岳母另请奶娘。就这样,郁黎民在外婆家待到六岁,上学了才回富阳。“那应该是我最初得到的父爱了。”她笑着,相较于弟妹天民和正民,她算跟父亲接触较多了。

再次见到父亲,她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只知道自己高小毕业,父亲正好回家。“我那时候成绩很好,高小毕业就想继续读书,我看到爸爸回来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可那时候郁达夫愣了下,答道:“女孩子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还想读书可以去女子学校学点女孩子应该学的东西。”听了这话,郁黎民也没敢再继续争取。“没想到他骨子里还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哩。”后来,郁黎民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在外婆的鼓励下,考上了浙西一中。

她在浙西一中上学的时候,日军全面侵华,学校搬至天目山,这时候郁达夫已经投身抗战,随后五年都没有他的消息。到了1942年,郁黎民思父深切,又加上家人紧张得不行,她便写了一篇《寻找父亲郁达夫》的文章,在《东南日报》发表。她想着父亲之前很多作品都发表在《东南日报》,看到了该消息的人应该会给回复。“我还记得那篇文章的结尾: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还有您的妻儿啊,富春江上往来的点点白帆,子女们正在等着您呢。”但这篇文章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人告诉她,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出国,在新加坡一带联合华侨抗日。

直到4年后,胡愈之写了《郁达夫的失踪和流亡》报告文章,他们一家人才知道,原来这些年郁达夫一直在新加坡,后来又转战印度尼西亚抗日,还化名为赵廉,不幸的是在抗战即将胜利时,他在苏门答腊岛被日军杀害。“我的那篇文章,可能父亲都没有见过。”

“母亲默默流泪成了我们最怕的事”

一开始,郁黎民以为父亲是非常在乎他们的,父亲将她的小名唤作“文儿”,还给她取了学名“郁洁民”。他还给夭折的哥哥“龙儿”写了很多篇文章。但在她三岁那年,父亲跟王映霞同居,之后就更少回来。

“父亲的事大约因我们年纪小,母亲从未跟我们提起,我们在母子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也不觉得失去父亲的可悲。”她坦言,父亲好像对于她有点“无所谓”。只有在看到别人的父亲牵着女儿的手欢乐谈笑时,她和弟弟妹妹才会眼红。说到这里,郁黎民不再继续说,而是让保姆推着她离开了一会儿。

再次回到客厅之后,她恢复了平静,谈起母亲的“痴心”。“母亲内心是痛苦的,即便她不说我们都知道,她是个遵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父亲即便如此,她从没在我们面前抱怨过半句,而是转为礼佛,每次看到她孤独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在父亲不回家的很多日子,能够偶然想起父亲时,大抵就是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郁黎民记得母亲总是非常执着地在年夜饭桌上多放一副碗筷,象征着父亲也跟他们一起过年,他们谁都不敢说话,只是默默扒饭,既不敢去安慰母亲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不言不语默默流泪成了我们那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每当这时候,我们三个孩子就围着她一起淌眼泪。”

孙荃一直珍藏着郁达夫写给她的信件和一些文章,她最幸福的六年都跟这些“藏品”有关,那是他们刚结婚不久,孙荃跟着郁达夫去北京、安庆等地,一起生活的6年。“母亲时常回忆起那段生活,总是津津乐道,好像要我们分享她的喜悦似的。”郁黎民在母亲的介绍下试着读父亲的文章,如《沉沦》《日记九种》等,她才知道母亲被弃的原因是第三者的介入。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在喧嚣的《日记九种》的背后,有谁会想到我们这被弃的母子四人的痛苦,真是“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从此,我怕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我也不想提起它。因为一个被父亲抛弃的孩子的自尊心已深深地被刺伤了,我感到了“难堪”和“不幸”!

历经这些情感波折后,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这时候送王映霞和云、飞两个弟弟回家避难,就住在她家前面的春江宾馆。有一天放学回家,郁黎民碰着父亲从对面走来,“那时候我多想喊‘爸爸’,可是我不敢,他也似乎认出了我,只深深看了一眼,也没有喊我。”那次见面成了郁黎民心中的又一个伤痛,她觉得父亲是完全陌生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回到家后,她写了一首诗自嘲。

“母亲寄来父亲稿费,引起大家误会”

“郁达夫还有后人生活在湖南?简直不可思议。”郁黎民的儿子邹诚说,很多人知道母亲是郁达夫长女时都是如此反应。因为母亲太低调,以至于在湖南多年都少有人知晓。

1944年郁黎民高师毕业后嫁给衡阳人邹陔笙,邹陔笙当时是国民党62师师部少校秘书,后来退职。郁黎民跟着他回到衡阳老家,1950年去了郴州桂阳。邹陔笙在桂阳县一中当语文老师,郁黎民则任图书管理员。刚进校时,郁黎民填写档案在“父亲”一栏写上“郁文,以卖文为生。”那时候少有人知道郁达夫就是郁文,“我这样填有两个考虑,我们只是父女关系,平常并没有多少来往,知道郁文就是郁达夫的人一眼就知道,不知道的我也没必要说。另外,父亲的荣誉是父亲的,我也不想靠这个让自己得到照顾。”

当时邹陔笙工资每月157斤谷子,郁黎民拿145斤谷子,那时候每百斤谷子5元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52年,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郁黎民成了烈士家属。郁黎民听妹妹说她写信给郭沫若后,已经安排她在北京读书了,为了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郁黎民也给郭沫若写了封信。不久后,郭沫若回信,表示可以安排工作,但没必要去北京,可就地解决。“我父亲生前跟他是至交,他回信称呼我为世侄,后来我就成了学校的初中语文老师。”那是1953年,刘茂时任校长,他看到郁黎民档案时,便知道她就是郁达夫的女儿。学校还托郁黎民请郭沫若题写了桂阳一中的校名。

1960年,孙荃从浙江富阳给郁黎民寄来一笔钱,是郁达夫的稿费,那时候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选集》,孙荃将所得的稿费分成10份,郁达夫的8个子女每人一份,她拿两份。“第一次母亲给我寄了275元,收到了支票也同时收到了她的信件,可母亲没工作,我又将其中的200元寄了回去。”第二次稿费又寄了过来,在那个年代,这两笔钱相当于“巨款”,郁黎民又将钱如数寄给了母亲。这时候学校里有人说这钱是邹陔笙的“特务经费”,甚至有邻居称他们做鸡鸣狗盗之事。领导也找她谈话,她把事情原委说了出来,又将母亲的信件给大家看,学校师生才知道郁黎民就是郁达夫的女儿。

因为父亲是郁达夫,郁黎民也遭遇到很多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开始说她是“三十年代反动作家”的女儿,再加上丈夫的历史原因,她的家险些破碎。学校领导找到她,要求她跟丈夫离婚,她坚信自己和丈夫都是清白的,拒绝了。

再后来,他们一家人被押回衡阳,跟其他人一起赶工分混口饭吃。郁黎民的小儿子邹敏那时候不过十一二岁,已经成为家中的劳动力。

邹敏直到1978年第二次高考才知道外公是郁达夫。1977年高考恢复,他超过重本线,因父母的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高考又超过重本线几十分,这时候郁黎民告诉他,他考的是文科,可能填写外公是郁达夫会有所帮助。“我填了后,以为会行个方便,没想到差点再次跟大学无缘。”邹敏当时填报的是湖南师范大学,那时候学校开了三次会讨论他的问题,最后以分数为标准录取了他。

当然,郁黎民作为郁达夫的女儿,她也曾因为父亲享受过一些方便。她记得考浙西一中时,她从考场出来,和并排走来的方秉性校长,浙西行署贺扬灵主任碰面了,她停住脚步鞠躬行礼,校长说了一句,“这是郁达夫的女儿郁洁民。”没想到贺主任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自己是郁达夫的学生,还写了一张五十元的条子做她的生活补助。

抗战时期,她还因父亲的关系进了民族日报社做校对,报社知道她是郁达夫的女儿,对她爱护有加。有一次,因为她的大意,校对时把原稿上的“大西洋”写成“大北洋”,已经在印刷了,总编辑发现后又重新印过,那时纸张珍贵,可没人批评她。因为父亲的缘故,她在浙西一中时跟顾亦民和金希树有交集,1939年冬,浙西一中地下党曾通过决议,由支部书记顾亦民和金希树介绍她入党,但在通知之前郁黎民离开了天目山,直到2003年时她再次遇到金希树,他寄了证明给她,她才知道这事。

“我试着理解、原谅、同情了他”

2000年,郁黎民老伴去世,她开始提笔写自己的一生,试图以长女的身份来理解父亲。

在孙荃的回忆中,郁达夫出国前曾回到富阳老家,孙荃做了很多他爱吃的菜,但到了晚上,郁达夫在门口挂上“闲人止步”的牌子。在得知郁达夫遇害时,孙荃捶胸顿足,难受得无以复加,她那时候已经原谅了他,还下决心要将郁达夫的作品集结出版。后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二儿子由侄女静民从福建带回家,她去看他,要把他带回来当自己的儿子养。当时郁达夫的二哥体谅她一个妇人带着三个儿女实在艰难,没答应这个请求。郁黎民也从那时候开始原谅、同情父亲,在知道父亲的事迹后,把父亲当成自己的骄傲。

郁达夫逝世20周年时,郁黎民第一次以诗歌形式来悼念父亲,后来“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郁黎民作为家属代表发言,她第一次试着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父亲。她说,“先父殉难51年了,全国人民没有忘记他,故乡人民怀念他,因为烈士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我常常想,纪念烈士最好的办法是学习继承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怕泄露自己的身份和同志们的秘密,为了与敌人斗智斗勇,他戒掉了几十年嗜酒的习惯,每年岁首,例作遗言,随时准备迎接意外不幸而为国捐躯,他的生活是何等严肃,又何等清苦,最后,终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

郁达夫留下8个子女,其中孙荃为他生了3个孩子,王映霞生了3个孩子,印尼的何丽又生了2个孩子。1985年“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遇难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兄弟姐妹8人第一次见面。郁黎民感慨万千,“那时候我最小的妹妹,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遗腹子都已经40岁了。”

现在郁黎民书房的柜子装满了书籍,很多是父亲的,她喜欢父亲写的《迟桂花》、《故都的秋》,她对《茑萝行》里的小脚妇人印象深刻,很多人说这是以她母亲孙荃为原型的创作,她淡淡地回答,“母亲是中国封建传统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她是牺牲者。”在她大儿子邹诚的书房,三个柜子里也几乎放满了郁达夫的书,他跟母亲有点不同,他喜欢外公的《沉沦》、《春风沉醉的夜晚》等。

此刻,已是秋天,郁黎民也感慨,兄弟姐妹现在健在的还有4个,这一晃,父亲已经离开71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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