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大案之：“郭桓案”
“郭桓案”的爆发，一时间使得洪武十八年成了大明司法人员最为忙碌的一年。全国上下“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多少人头落地，腥风血雨，令人不寒而栗！铁法无情啊！
“郭桓案”表面上看是一个“盗卖官粮”的贪污案，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岂止一个贪污问题，而是新生的大明帝国暴露出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总爆发！
朱元璋，依靠自己的铁腕，为治理整顿经济秩序，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但是，我们不客气地说，后世在明清以来江浙士大夫的思维影响下，对于这一轮“治理整顿”的分析和研究，严重不足，甚至存在不少的偏见！
“郭桓案”的爆发，源自于北平省。如果没有北平省，可能全国还在维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表面虚假繁荣之中！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笔者注，属于纪检干部）余敏、丁廷举突然告发北平省左布政使李彧、提刑按察使赵全德，与中央的户部侍郎郭桓、户部干部胡益、王道亨等相互勾结，吞盗官粮，数目巨大。
我们知道，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正是中山王徐达治丧期间，北平省重要军政头头可是都来了！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作为徐达的大女婿，如何能不出席岳父徐达的葬礼？徐达被葬于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其墓至今尤存，朱元璋亲笔撰写有“御制中山王神道碑”文2000余字，标有句逗，碑通高8.95米、宽2.2米、厚0.70米，为明功臣墓中最大的一块，可以想见当时治丧场面之隆重！
老朱刚刚在悼词中高度肯定了徐达在北平坐镇十余年期间在兵、农两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伟大功绩，恰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却在控告北平方面有重大经济问题！存在一个巨大的贪污集团！当然，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北平方面的军政一把手徐达、朱棣！而是北平左布政使李彧等人。难道这仅仅是反映经济腐败问题，而不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吗？如果掺杂了政治斗争，那又是哪方面政治力量指使的呢？极有可能是江南士大夫围绕的太子朱标集团！
李彧是在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被派往北平任左布政使的，当时，徐达也被老朱重新紧急派往北平前线（笔者注：燕王朱棣刚在北平主持工作两年，年轻还缺乏军事经验），主要是为了配合傅友德、沐英、蓝玉等向云南梁王政权的大规模进军！紧急关头，加强北平战备，以防止北元方面在边境制造事端！到洪武十八年二月，李彧算是在岗位上任职三年有余，那么就需要对于洪武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的夏税、秋粮负责！夏税、秋粮向何人收取？山西移民！
前面说过，洪武四年来自山西的移民在北平省的人口数量达到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而在北平府、保定府、永平府三府更是可达三分之二之多！不收他们的，能收谁的？可是，这些山西移民属于军地双重管理，李彧如果不取得徐达等人的配合，那是根本开展不了工作的！再说，燕王朱棣也是经常要下乡，嘘寒问暖，收买一下民心的！因此，我们说，李彧可能就是倾向于燕王朱棣集团的人！才得到了徐达的有意提携！
那么，北平方面存不存在，贪污受贿腐化等经济问题？笔者认为，还是存在的！否则，不会被人家找到了漏洞！官场上的请客、送礼、白吃白喝，占公家的便宜，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些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现象，北平何能独免！况且，部队上办这些事，往往来得更为直接！关于部队的纪律问题，早在洪武八年正月二十日，老朱就曾遣使北平，告诫大将军徐达、李文忠等：“将军总兵塞上，偏裨将校日务群饮，虏之情伪未尝知之，纵欲如此，朕何赖焉？如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会议军事，此岂为将之道？朕今夺其俸禄，冀其立功掩过，如犹不悛，当别遣将代还。都督蓝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将绳之以法，大将军宜详察之。迁民镇修城，非今所宜，况军士疲劳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亿艰难，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计之善也。”
约束部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将，老子哪一个不是立有大功，没有我们，就没有大明帝国的成立！看看，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喝酒喝得醉成烂泥，连军事会议都无法参加，蓝玉这小子二楞子一般，不服管教，最为突出。徐达要管好这般人马，也殊非易事！至于贪污，徐达本人必定不会！首先，徐达人品不错，在战争混乱年代都是无所私取，“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何况是相对和平年代？再说徐达也不缺钱，人家挣得可是大明第一高薪啊！年薪达4000石！养家糊口花不了这么多，况且几个儿子成人后，都有官职，都有自己的一份工资，用不着为他们考虑！家境“大康”啊！但北平方面其他人等，就不好说了！难免有所瓜田李下之嫌，这样一来，徐达、朱棣就有领导责任，虽然自己很干净！
北平省属于“山西移民社会”加上“军旅社会”，原有社会关系被打乱，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结构比较简单，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二大爷，三小舅等亲朋故旧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掩盖，有什么问题也容易被暴露。所以，这才让御史余敏、丁廷举抓住了把柄！
郭桓一案的专案组组长，叫做吴庸，这也是一名老干部了，曾担任过元河南行省右丞。徐达北伐时，吴庸退保彰德林虑州（今河南林州市）西北二十余里的“蚁尖寨”，拥兵一万一千六百人、民三千五百二十人，明军数攻不下，但经过审时度势后，吴庸选择了放下武器投降！其后，历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正四品），浙江金华府知府（正四品），这时担任审刑司长官右审刑（正六品），官是越做越小。本来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小官，由于郭桓一案，现在显得权大了，厉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老朱时代，把大明司法人员的办公地点安排到了南京城外的元武湖（今玄武湖）畔，大约是嫌他们晦气！也怕拷问人犯的惨叫声惊扰了南京市民的清梦！当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于太平门外，名其所曰贯城。”
司法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都察院（正二品）是纪律检查监察单位，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发现问题，负责弹劾，也负责明冤；刑部（正二品）就是拿获、拘押、审问人犯，获取人证、物证、口供等证据，并依照《大明律》给出初步判决意见，然后必须转交大理寺（正五品）复审，发现疑点，防止徇私或者是误判；即便如此，还是怕误杀人犯，于是又增加了一个机构叫审刑司（正六品），主管从大理寺转过来的案件进行复审，并终审！以小管大！与部队有关的案件，则先由五军断事官负责，这是为了专业和保密！凡遇大案，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单位共同会审，这叫“三堂会审”。三法司会审，已经是大案、要案了。但郭桓一案，享受的是“五堂会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全部运转，审刑司终审！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经过吴庸等人的大力追查，牵扯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问题！除了郭桓外，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纷纷被查出严重经济问题，有贪污受贿等严重腐败行为，人赃俱获，百无抵赖。全国轰动！紧接着，依据口供，顺藤摸瓜，案中案迅速向各省蔓延，主要蔓延方向却不是意想中的北平省，而是首都南京附近的江浙地区。一揭盖子，一幕幕经济丑闻被大白于天下！户部财政出现高达2400余万石（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的难以填补的巨大亏空！怎么有这么大的黑窟窿？
笔者分析，此案初期，最为紧张和忐忑不安的，应该是燕王朱棣！徐达老岳父是其真正的靠山啊！只要他还活着，就可以给自己遮风挡雨，而今不在了，立马就有某种看不见的刀光剑影袭来，也足以让燕王朱棣虚惊一场的，但也锻炼了他处变不惊的政治才干！正像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训导叶伯巨所预言的，皇子间的明争暗斗已经悄悄地开始了！
洪武十八年三月初一（徐达去世仅3天），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重新开始了中断14年的科举考试，开科取士。这一天，老朱红着眼睛在奉天殿策试举人，廷对者472人，2/3是国子监的毕业生，廷试结果擢丁显为第一。史称“丁显榜”。这边厢，操办丧事，哭成一团，悲伤啊！那边厢，京榜题名，状元及第！喜庆啊！但是，国子监的一帮青年莘莘学子，对于反贪污，反腐败的热情可想而知，口号喊得震天响！坚决抓出北平的大鱼来！虽然，后来的调查结果指向却是他们近在咫尺的应天府、苏州府等地。学生啊，经常被别人利用的！而“教育魔鬼”国子监祭酒宋讷刚为自己严酷（并非严格）管理的国子监学生取得骄人“考中率”高兴了没几天，以本学校老师金文徵（zhǐ）为首掀起的全校学生“排宋”学潮就掀了过来，“反腐败、要人权”，声势浩大，吏部尚书余熂为此急令宋讷提前退休！
老朱的铁碗，借两颗大官的人头平息了这次学潮，一颗是户部侍郎郭桓的，另一颗就是吏部尚书余熂（xì）的！郭桓被杀于三月二十八日，余熂被杀于四月初六日，仅仅相隔8天。后来，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专门到国子监把“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推倒毁掉，不是没有来由的！并非仅仅是此榜大半学子在后来的仕途中反而多因贪污受贿等犯罪被杀，也并非仅仅是该榜人士在后来的靖难斗争中持反对态度而致！人在脆弱时候，受到的伤害往往记得最深！而此时年纪尚轻的燕王朱棣，正是最无力和脆弱的时刻！
户部侍郎郭桓虽然很快被杀，但是，郭桓的死，并没有给郭桓一案划上句号。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郭桓被落实的罪状，主要记载在洪武十八年十月出版的朱元璋利用百忙中的空隙时间亲自编写的通俗读物《御制大诰》里。但是，我们发现真正能够落实到郭桓个人身上的罪状并不多，如此2400万石的巨额亏空，也决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吃”得下去的！“兴王之五府州”是老朱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分别是今属江苏省的应天府、镇江府，今属安徽省的宁国府、太平府、广德州，都在长江以南。长期以来，五府州负担沉重，无论是粮饷供应，兵员补充，还是民夫差役，百姓苦啊！朱元璋也是念旧的，跟老革命根据地人民有感情！遂下令对这些地区不定期实行免征皇粮国税，以修养生息。当然，承包属于国有资产的官田的人，不能全免，否则民田的田主要闹意见了，这不等于把官田白给承包人，国有资产流失了吗？所以民田免征，官田减半！
兵部侍郎王志（笔者注：此王志与六安侯王志是两个人），经过查案，也被落入法网。王志怎么来钱呢？也是人送的，受贿啊！当时部队上，经常有勾军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家里部队上的亲属突然牺牲了，或者是病故了，这时要求从原籍补充新兵，这叫勾军！可是家里孩子小，或者是因怕死根本就不愿意去，怎么办？送礼吧！王志这个国防部副部长岗位，也就成了来钱的肥缺！王志这些人怎么处理呢？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啊！找个没钱的，同姓名的，强行勾了去，就把那个送了礼的保下了！兵部侍郎王志的赃款总额是22万贯，感谢大明宝钞，好带啊！如果是22万两白银，还真不知放哪儿！事情败露后，朱元璋亲自审问王志，问：“王志啊！你怎么贪污受贿了这么多？”看看，王志怎么回答：“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现在呢？”，回答：“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
财利迷心，抱着侥幸心理，奋不顾身，以身试法，最终悔之无及，乃是古今中外贪污受贿分子的共同轨迹！爆露之后，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身首两处，同时也替家乡和家族抹黑，让他们长久在人世间抬不起头来！可是，短时间内，仅仅举手之劳，就可以获得超过大明第一高薪徐达的回报，那种快感，又是多么的美妙，多么的诱惑，多么的让人莫名兴奋，让人不由自主地伸出那双贪婪的手！
为什么在一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政权下，竟然会产生如此之多的贪官污吏？建国只有18年啊！结论是，首都南京就是个“大染缸”，管叫你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一个个原本淳朴的农村青年，改变了地位以后，手上有了一定的权利，就立即遭到“糖衣炮弹”的围追赌截，很快束手就擒。而此期间，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潜规则”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
如果说，洪武九年的“空印案”以“杀头数十，充军数百”的代价打击了从元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行政文案上的“潜规则”（笔者注：或可称不成文惯例），给大明官员留下深远教训的话！而真正认识、了解，并触及到实体经济运行中触目惊心的“地下潜规则”怕就不是朱元璋这个佃农的儿子在过去的生涯中能有机会见识的了！登上大宝之位以后，朱元璋有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要建设他所认为的理想社会。在军事体制、天文历法、礼乐制度、民族政策、社会生活，甚至服装鞋帽等等广泛领域推行了广泛的改革。可是，尽管一以贯之的严刑峻法，但也丝毫没能改变那些导致贪污受贿的“地下经济潜规则”！
我们再来揭一下“郭桓案”的关键性人物-郭桓郭侍郎的老底！此人居然也曾在山西当过官！在山西省会太原城中，也曾喝过两天老陈醋！属于在山西任职的外来干部。那么郭桓的老家，到底是什么地方的呢？山东东平！也有的学者把他当作山东兖州人，这实际是不确的，这是因为后来东平划归给兖州的缘故！证据何在？查遍山东地方志，为何却不见此人？
这是什么缘故呢？古代人编写地方志，一般把到外地做官的本地能人归入“乡贤”一类，把外地到本地任职的好官事迹归入“宦绩”一类。这么一个大明第一大贪污犯！令整个山东蒙羞的人，实在是难以归入“乡贤”一类啊！是难以跟写出《王祯农书》的元代农学家王祯，同样的山东东平老乡并列的！因此，难以找到郭桓的资料也就不希奇了。大家别急，在《山西通志》一书中，却赫然注明，“郭桓，山东东平人”！与杨基（苏州人）、蒋子杰（浙江奉化人）、赵润（浙江会稽人，监生）、武宣（山东济宁人）、李皓（进士，籍贯未明）等均在明洪武年间先后任职山西按察使！《太祖实录》中，对于郭桓也有数处记载，这样我们可以对郭桓的生平有个大致的了解。
洪武五年二月，郭桓被任命为山西按察司佥事，仅次于山西按察使、按察副使，为司法第三把手！那个号称“天下文章第三”的浙江浦江县人张孟兼，于洪武五年七月初从礼部调到山西，不过是晋相府谢成的助手，混得还没郭桓好。张孟兼后来担任了山西按察司佥事一职，弄得山西吏民堕胆，闻张色变！洪武九年十月间，张孟兼受到老朱赞许，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跟山东布政使山西人吴印吴和尚配合工作，与吴印矛盾激化，被老朱抓到南京杀了。查张孟兼在《山西通志》一书中并未特别注明，可见他担任山西按察司佥事一职时，郭桓有可能已升任山西按察使，是其顶头上司！洪武九年十月处理“空印案”期间，张孟兼升官去了山东，郭桓却有可能受“空印案”的一定牵连，再次退回到山西按察司佥事岗位，降职了。
《实录》明确记载，洪武十七年四月十四日，郭桓以前山西按察司佥事的资格，调到中央，受任试户部右侍郎，不久升任试尚书。郭桓何以被用人挑剔的老朱看中，可能以其在山西从事严谨的司法经历有关！于是，郭桓在户部任一把手忙碌了8个多月！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8个月中，这8个月的工作，不但让郭桓掉了脑袋，而且让其家族和家乡跟着蒙羞！至今600多年了，还羞于提起此人！
实际上，郭桓固然有罪，东平人也没有必要对其过于回避，还是看笔者分析一下老朱主持朝政以来的户部工作吧！那种把一切屎盆子都扣到郭桓身上的作为，显然还没有弄明白“郭桓案”的真正内核！毕竟，自古经济工作不好搞啊！岂是贪污和反贪污就能囊括的！洪武十八年正月初二，老朱正式任命山东左布政使徐铎为户部尚书，户部试尚书郭桓降职为右侍郎。这等于宣布，郭桓已经失去了老朱的信任，已经认为其打理大明帝国的经济，能力有限，难以独当一面！这次降职，距离其被告发而斩首只有不到100天。
那么，徐铎又是何许人也呢？此人是胡惟庸一党，江西南昌人！由中书省属员起家，颇受胡惟庸栽培，洪武九年八月，即任职户部侍郎，后外放山西平阳府知府，再调南京城应天府尹（相当于今天北京市市长）。胡惟庸罢相垮台时，当即被老朱指定为户部尚书，称其“才识周遍，练达时务，在职公勤，处事通敏，明生财之道，务培邦本，使食货充而国用足”，但不久胡党身份暴露，被免职！这从另一侧面证明，卷入胡党之人并未都遭杀害！免职仅半年，重新起用徐铎，任湖广布政使，再调山东左布政使。5年的时间，徐铎又回到中央，足见老朱之爱才心切！对于和平建设时代的国民经济而言，户部太重要了！国家的户口（今公安部）、土田（今国土资源部）、赋役（今劳动人事部）、税粮（今国家税务局）、仓廪（今国家粮食局）、府库（今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出入（今财政部），这都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啊！
那么对于经济管理，老朱有什么要求呢？“务培邦本，使食货充而国用足”而已！“务培邦本”就不能“寅吃卯粮”，搞泡沫经济；“食货充”就不能供需失衡，通货膨胀！“国用足”就是要国家要有钱花，能支撑得起战争费用！别把国有资产分光吃光！话不多，要求可不低啊！这可是21世纪的今天，许多国家都做不到或者做不好的事情。笔者看，老朱对于经济学管理的见解，倒是比现代的那些美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更能一针见血地直取实质！
话不多，要求高，所以这也是洪武年间户部尚书、侍郎等官更换频繁的原因！
徐铎因胡党被免后，户部尚书是河南人范敏，十四年正月不职降！此人贡献了10年徭役轮回的里甲制度。二月徐辉试尚书，十二月除名，犯罪下狱，论当死。老朱评价了一句，徐辉办公其实还是很勤快的，算是拣了条命！户部尚书一职一时成了高风险职业！这个职位，不比其他五部的尚书，相对而言，进入难度大，经济责任重，属于国家命脉，主官不熟悉业务，不懂经济肯定被下面人扒拉着算盘涮着玩儿。如果大脑迟钝，进入状态时间慢，则肯定会以不称职被撸掉；万一出事，比如头寸紧，出现给大伙发不出工资等事，甚至还有性命之忧！徐辉之后，担任户部官的有，杜思进、朱安仁、王琚等，都是为户部侍郎一职，尚书暂缺！老朱慎重啊！户部尚书也不能长时间空缺呀，十五年五月-八月贤良方正科的郭允道任尚书，不久又改秀才科的江夏人曾泰，后又改王旹（时的通假字）。老朱身边的给事中栗恕、陈润等都先后派往户部，担任户部右侍郎。上海县儒学训导顾彧也曾提拔为户部左侍郎。
栗恕，山西长子县人，洪武七年应召入京，担任刑科给事中。洪武十五年十月被老朱派往户部，从七品官变成了三品官，升速惊人，相对而言，上海县训导顾彧升得更快，可见老朱当时有多缺官员人才。洪武十七年正月-六月，栗恕正式任户部尚书一职。不久，出为福建左参政，离开了户部这个是非之地。然后就是倒霉蛋-郭桓接的班！栗恕入职户部任侍郎一年零三个月后，又任尚书主持户部六个月，总计在户部时间，接近两年。郭桓入职户部任试侍郎时，与栗恕尚书二人也曾相处约两个月。栗恕对于户部工作的熟悉了解程度，想必高于后来的郭桓。难道后来户部出这么大的事情，栗恕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但是，我们查阅以后的资料，栗恕并未受到连带责任之类的惩处！看来，郭桓案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地要复杂！这又要从征收税粮之难说起！
在“胡惟庸反革命集团”主政的时候，征收税粮并不算什么难事。有陈烙铁陈宁这种湖南猛人，谁敢不交？苏州府的二地主们、佃户们背地里骂归骂，还是老老实实给交公粮了。但是，这种严酷，让老朱担心有二次红巾军起义的可能。再则回想起自己当年年幼时，那些勒逼父亲朱五四交租的凤阳县地主们的丑恶嘴脸，不由得让他产生巨大的反感。勒逼税收，这是老朱这种出身于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无法接受，非常不痛快，内心深处非常抵触的一件事情！因此，夏税秋粮不能紧，要松；不能重，要轻！千万不要忘了红巾军为什么要起义？
问题是，这样一松，国家税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让刚刚执行完平定云南之战，各卫所频频打报告讨要军粮的朱元璋倍感手头发紧！无钱无粮啊！况且，取辽东、蒙古，实现祖国统一任务刻不容缓，这也要强大的财政保证啊！普通老百姓，哪里管他这么多战略决策，自然是能少则少，最好不交；能拖则拖，最好拖没。自家的房子还没有修，东下房还没盖，猪圈还要砌一下，儿子大了还没娶亲，另外还应该盖个碾房，请匠人打造一辆牛车，修建祠堂村里还要集资，花钱的地方多了！那有普遍富余的时候？
这是一对儿矛盾啊！是否能处理地好，就关系到你究竟懂不懂经济！学习现代社会的办法，狂印美元、人民币不行吗？让宝源局加班加点，多印大明宝钞，再把钱从宝钞库搬到行用库，进入流通。不行啊，这是经济自杀！这是把本届政府的麻烦移交给了下一任，亲眼目睹大元宝钞通货膨胀闹剧的朱元璋如何能不知道滥发货币的严重后果？不过，现代社会很多政府首脑都把此招作为逃避经济危机的一招妙棋！乐此不疲！这可是朱元璋不屑于玩儿，或者说玩剩下的！
洪武十八年，老朱已经是58岁，他们这批人长期在紧张、恐怖中度过自己的开国创业生涯，尽管身体看上去肌肉结实，但是长寿的不多啊，大多在40-50上下病死者为多！李文忠、徐达有被非正常死亡的可笑传说，但是如王保保、常遇春、明玉珍等，该没有什么传说是别人害死他吧，都是暴病而死，死时都很年轻！
那么，洪武十八年的老朱，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被当时的一些人认为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了！老朱如果在两个月后突然死亡，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惊讶！毕竟秦始皇49岁，汉武帝69岁，唐太宗50岁，宋太祖49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65岁，当皇帝，尤其容易短命！这样身后的事情已经悄然上升到议事日程，而朝臣们已经开始悄悄站队了！有远见卓识或者说居心叵测善于政治投机的聪明人已经在感情投资了，比美国的股神巴菲特建仓还要早，长线投资嘛！
洪武十八年（1385），太子朱标30岁，秦王29岁，晋王26岁，燕王朱棣25岁。普通人家，兄弟之间那是手足情深，你比如丰伯龙、丰伯虎兄弟，可同甘共苦。但是在皇家兄弟之间，感情虽也有，但是就不那么单纯了。“燕王在北平，礼贤下士，经常到老百姓家嘘寒问暖，其志非小！”拥护太子的人报告道。“这不是很好吗？”太子朱标可能会这样回答，但是回宫以后，本来一顿饭该吃3个馒头，也变成0.5个了，吃不下，心里堵得慌啊！远不如山西太原的晋王兄弟来得亲切。大哥，你要不要美女？送你两个！我在太原挺好的！很快活！
整天和山西乐户混在一起，及时行乐，玩弄女性，制造生命，那是晋王的生存哲学。而这却是太子朱标最放心的。这时，太子朱标宽厚仁德的本性得到了释放，要兄长般地关怀一下，晋王兄弟，乐归乐，注意身体，干事别闪了腰哦！而在北平整天和那些山西移民混在一起的燕王，就不能不令人有所不快了，他在北平工作越有声有色，越得人心，就会显得他这个在极为强势的皇爹的阴影下的太子越平庸。况且燕王还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岳父-徐达！战无不胜的名将！古人云，君子无罪，怀璧其罪。
今天的太子，那就是明天的皇帝，大家赌一把，买大还是买小，成功率可能最大的还是朱标！相信当时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这句话，包括著名占卜星象学家刘伯温的二儿子。试图围绕在太子朱标身边，献技献策献力者众啊！只要他向周围的人流露出一丝对于北平燕王的不满，用不着他说话，发出指示，就有人制订令北平燕王出丑、被动、狼狈的方案。
而这就是洪武十八年三月郭桓案爆发的原因，开始的目标十分明确，直指北平省！我们已经难以推测徐达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是否嗅到了某种特殊的气氛。而这远比那个什么传说中的“蒸鹅”要厉害得多！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吴庸等办案人员把大明的盖子一揭，苗头转而直指浙西四府，这个经济最发达，经济问题也最严重，太子朱标支持者（或者说是押宝者）众多的地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看看，这位“仁德”的太子，恳求他的父亲不要杀那么多的人，大家看到这段文字还会奇怪吗！站在貌似可怜兮兮的太子身后的，是“朝廷罪人，玉石不分”的怒吼！如此强大的力量，如何能让朱元璋不得不产生畏惧，高呼“人心向背，甚可畏也！”牺牲一个吴庸，不得已而为之啊！这是一种帝王必须掌握的权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