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明代建立及明初之君主集权

在元末群雄中，最后推翻元朝、重建汉族一统天下的，是平民出身、曾做过和尚的朱元璋。他原属红巾军的一部，后声势渐盛，独树一帜。朱元璋攻取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作为根据地，整顿军队，劝课农桑，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的割据势力。在平定江南以后，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兵北伐。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国号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同年夏天，明军长驱北上，节节胜利，元室北遁。八月，明军入占大都，朱元璋终于一统天下。

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初以应天为南京（今江苏南京市），以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为北京。

1398年建文帝即位，第二年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1402年夺得皇帝位，并于1421年（永乐十九年）迁都于北京（今北京市）。其后，历仁宗、宣宗、英宗。

1449年（正统十四年），明英宗率师北伐瓦剌，兵败被俘，郕王即皇帝位，是为景帝。景帝任用兵部尚书于谦击败瓦剌，迎还英宗。英宗于1457年（景泰八年）复辟。其后历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北京。思宗自缢，福王即位于南京，1645年（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清军攻破南京，明亡。也有不少史家以1644年作为明朝灭亡之年。

明太祖建国初期虽然推行了一些善政，但由于其出身贫寒、学识浅陋，性格又多疑忌，深恐自己的身世、资历难于服众，于是厉行君主极权的专制统治，以巩固朱姓天下。其君主集权政策主要表现于以下各点：

(一)废除宰相制度：在中央，明朝初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1380年（洪武十三年），中书省被撤消，废丞相不设，大都督府分为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皇权进一步加强。自从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后，太祖下令废中书省，不设丞相，其职权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置尚书一人主理，直接向皇帝负责，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皇帝绝对专制的局面。

(二)建立特务统治：胡惟庸一案揭发后，明太祖对功臣宿将不放心，特设「锦衣卫」这个特务机构，秘密侦查不法朝官和其他嫌疑分子。他制造两次大冤狱(胡惟庸案、蓝玉案)，屠杀了四万五千多人，其他案件里被杀的人也不可胜数。

(三)施行跪对廷杖：明太祖为了进一步提高皇帝的威严，规定文武官员向皇帝奏事，必须跪着对答，叫做「跪对」；官员说话惹得皇帝生气，便要伏在殿廷上挨板子，叫作「廷杖」。

(四)罗织文字大狱：明太祖更吹毛求疵，随意从奏章里找出涉嫌对皇帝不敬的字眼，把上奏臣子严刑处死，造成了许多「文字狱」。

明太祖厉行君主集权，不仅将皇帝的权力推向高峰，更巩固、深化了中国专制文化，对后世遗祸极大。

靖难之役

明太祖为了巩固皇权，曾恢复了古代的封建制度。他先后把二十多个儿孙，分封到全国军事要地，作为皇室的屏藩；没有想到却因此导致皇室骨肉相残的祸乱。

明太祖去世后，由于太子早死，便由太孙即位，是为明惠帝。惠帝见诸王跋扈，决定削夺他们的权力。镇守元故都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便起兵反叛，打着「清君侧，靖内难」的旗号，称自己的军队做「靖难军」。燕王起兵后，连拔诸地，声势浩大。当时功臣宿将已遭太祖诛戮殆尽，惠帝无可用之良将，因而朝廷屡战屡北。但燕军攻至济南时，被山东参政铁铉所阻，双方相持了三年之久。后来燕王得宦官的密报，知京师空虚，便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挥师渡江，攻陷京师(今南京)，建文帝于混乱中失踪，下落不明。朱棣在攻陷京师后，即于当年六月登上帝位，是为明成祖。

永乐盛世

明成祖是个有才略的君主，即位后除对内加强统治外，又对外四处拓展。他曾亲征漠北，经略东北，讨平安南，并屡次派郑和下西洋，使国威远扬。另外，成祖又下令修编《永乐大典》等巨着。因此，永乐年间成为明代文治武功的鼎盛时期，史称「永乐盛世」。

虽然明成祖一朝的文治武功有所成就，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其残暴的一面。他在夺权后，大肆屠杀忠于建文帝的旧臣，被株连而处死、充军者达数万人。成祖对建文帝旧臣的镇压，较之历朝亡国之祸，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铁铉被寸磔锅烹、方孝孺被「灭十族」等，至为惨酷。加之成祖即位后，便强化特务政治、宠信宦官，于「锦衣卫」之外另设「东厂」，皆遗祸无穷。

郑和下西洋及明代对外交通

「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是明代一大盛事，也是古代中外海上交通最辉煌的一页。

明代的陆路交通受阻于中亚的帖木儿汗国，故陆路对外交通不大发达，其海上对外交通却有一番新面貌。成祖即位后，为了宣扬国威、扩展贸易、寻找珍宝等，派三保太监郑和率庞大的船队屡下西洋。自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前后下西洋凡七次。西洋在明时指的是今南海以西的印度洋，郑和的航线最远曾抵达非洲东南岸。

郑和远洋舰队规模巨大，如第一次出使，随行之水手、书记、医生、通译一共有二万七千余人。每次下西洋常有大海船六十余艘至一百艘，其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可容一千余人及大量物资，船上装有罗盘、航海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远洋航船。下西洋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为空前之壮举。

郑和的远航，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交往。郑和所到之处，均随船带去中国的丝、茶、漆、瓷等物，换回各国奇珍异品。南洋及西亚、东非各国在郑和访问之后，纷纷遣使入贡，促进了海外贸易，也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由于航行频繁，使中国至西亚和东非一带的航道畅通而稳定，大大有利于中国文化西传和西方文化的东来。中国原已有部分居民移往南洋，自郑和下西洋后，各地华侨之地位提高，故移民南洋各国者日众，其中尤以福建、广东二省为最。华侨之海外移民，对当时南洋各国之开发贡献颇巨。

瓦剌南侵与土木堡之变

明代在永乐盛世之后，国势便日趋衰弱，不仅内忧严重，而且外患剧烈。明代初期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瓦剌是其中之一。

瓦剌是蒙古一部。元亡以后，蒙古势力退至蒙古草原和东北一带，并分成鞑靼、瓦剌、兀良哈等部。明太祖、成祖时，留意北疆之防卫，曾予鞑靼、瓦剌以重创。但成祖以后，明朝国力渐弱，而瓦剌首领脱欢却统一了蒙古诸部，再度强盛起来。脱欢死后，其子也先继续扩充实力，并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分兵数路南侵。大同等地告警频频传至京师，宦官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明军到了大同，慑于瓦剌军的声势，未及交锋就慌忙撤回，行至宣府，已被瓦剌军追上。明军驻扎于怀来(今北京西北)附近的土木堡，遭瓦剌军队包围袭击。英宗与亲军突围不得出，被瓦剌军所俘，王振被乱军所杀，官军死伤者数十万。史称此役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之变使明朝一片恐慌，主张南迁者大有其人。但兵部侍郎于谦等坚持保卫京师，拥立英宗之弟监国，后即位是为代宗。同年十月，也先驱兵携英宗至北京城下，于谦率师二十余万迎敌。结果也先败退，拥英宗北去，次年(景泰元年，1450年)才把英宗遣返。

明代中叶后的宦祸与党争

明代的内忧首先是宦官之祸及其所引起的党争。由于宦祸严重、党争激烈，加速了朝政的腐败和明朝的灭亡。

明初，太祖曾严禁宦官干预政事，但成祖因宦官在「靖难之变」中充当内应，即位后便对他们大加宠任，授予出使、监军以及管理厂、卫等大权。宣宗以后，皇帝为政疏懒，不理国事，大臣的奏章经内阁大学士票拟之后，往往把批示的责任也交给司礼监太监代行，于是宦官专政之局面渐渐形成。明中叶以后，宦官干政日多，宦祸趋于严重，如英宗时的王振和曹吉祥、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九千九百岁」魏忠贤等，皆曾权倾一时。宦官祸政大多利用特务机构以行，如「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形成极为恐怖的特务政治。不过，由于明代皇权特盛，宦官虽是作恶多端，亦只能愚弄皇帝、偷窃国权，尚未造成唐代后期擅自废立的局面，宦官一旦失宠，亦每每落得杀身亡命的下场。

党争方面，明代由于废除宰相，政府部门各自独立、相互牵制，而成祖后皇帝多不理政事，因此，朝臣间的争议控诉，无从分辨是非，渐渐分朋结党，彼此之间相互排斥。此外，当时朝廷准许吏民上书指陈官吏过失，所以士人常常抗议抨击时政，一些正直的官员便将矛头直指乱政的宦官，而宦官也反过来大肆打击报复。这样，就形成了明朝后期激烈的党争。其后，朝臣间更逐渐形成了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两大派系，他们往往围绕宫中一些事而争吵不休。熹宗时，非东林党勾结宦官魏忠贤，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又拆毁全国书院，朝野忠良尽去。后来魏忠贤虽被贬而死，但朝臣间派系斗争仍未停息。党争不仅使文官受害，还殃及边防将帅，使东北的满洲坐大，促成明朝覆亡。

明代的宦祸和党争，就如明的酷刑一样，将明朝「寸磔锅烹」地凌迟处死。

明代的倭患及平倭战争

倭寇是明中期的另一严重外患。倭寇是指日本浪人、武士和走私商人所组成的海盗群。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明时因海寇主要来自日本，故称之倭寇。

从元末起，倭寇就不时骚扰中国沿海。而到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一些诸侯的贡使为了争夺对华贸易，竟在宁波互相仇杀，并乘机大事焚掠，因而明廷便禁止对日通商。于是日本海盗商人和中国沿海的奸商王直、徐海、陈东等进一步勾结起来。

自嘉靖二年罢市舶至四十三年(1614年)倭患平，这四十年间是倭寇扰华最剧烈的时代。倭寇所掠的地方，北自辽海，南至闽、粤，尤以江、浙、闽受害最大。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先后侵犯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及江苏的上海、苏州、南通等地，「所过残掠不可言」，「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惊」。

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更向内地深入，越过南京而侵犯安徽，造成严重的破坏。

倭寇连年的侵扰，使沿海居民饱受蹂躏，所以民众纷纷起而保卫乡里。同时，朝廷也调遣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进行剿倭的战争。嘉靖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俞大猷先后在浙江的普陀山和王江泾重创倭寇，连获大捷。戚继光则于浙东招募农民、矿工编成「戚家军」，经大小数十役，剿倭屡屡奏捷，立功至伟。在俞、戚二将的通力合作下，倭寇之乱到嘉靖四十三年终于全部平定。

明代的民变

明朝自开国以来，民变从没有停止过。早在洪武、永乐等盛世，就爆发了多次的暴动，其中以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莆台县(今滨县)妇女唐赛儿起事的影响最大，即使最后被镇压下来，官军仍找不到她的踪影。

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君主昏庸，宦官乱政，朝政日坏，加上土地兼并日炽，赋税日益沉重，令大量农民破产亡家，成为民变的温床。较大规模的有正统年间的叶宗留、邓茂七在浙江及福建一带的起事，成化年间刘通、石龙在荆襄一带的暴动，正德年间杨虎、刘六、刘七在河北的起事。其中河北的起事遍及八省，是明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

明代末期，由于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遂激起更大规模的民变。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的党羽横行全国，到处搜刮民众财物，厂、卫等特务机关又残害百姓，使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思宗即位前后，陕北一带连年发生灾荒，饥民遍野；国家财政困难，长期积欠边防军的军饷，激起军队哗变；政府为节省经费，大量裁减驿站，以致许多驿卒失业。这些饥民、叛军及被裁的驿卒汇集起来，逐渐掀起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民变。民变初期，以号称「闯王」的高迎祥声势最大。后来，高迎祥被明军擒杀，其部下李自成被推为首领，继称「闯王」。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拥护者日多，不断大败明军。不久，他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并开始进军北京。高迎祥的另一部将张献忠，则沿长江流域，攻取四川，自称「大西」国王。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变，直接撼动了朱明皇朝的统治。

明朝的覆亡

明代末年，不仅民变席卷全国各地，满洲亦在关外虎视眈眈，伺机进图中原。在内外夹击之下，明朝终于难逃覆亡的命运。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立国号为「大顺」，旋即攻入山西，进围北京。三月，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攻城不已，京师乱成一团。崇祯帝乃下罪己诏，并征调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等率兵入卫。三月十八日，太监曹化淳为李自成军打开彰义门。思宗见大势已去，乃出登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而亡。

李自成入北京后，向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招降。据说三桂见北京已陷，本有降意，后惊闻爱妾陈圆圆被自成部将所夺，乃怒而拒降。后李自成率兵攻山海关，三桂遂引清兵入关击之。李自成兵败返京，在北京称帝，旋即撤退南下。清兵长驱直入，开始了满洲在中国的统治。

明朝究竟亡于民变还是外敌，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亡之际发生很多流传民间的故事，除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和陈圆圆外，长平公主的故事亦广为流行。李自成入北京之际，宗室多有自尽，相传思宗以剑斫其年方十六岁之女长平公主，将她的左臂斩断，但公主没有死，并于五日后甦醒。近人以长平公主的故事写成《帝女花》，成为脍炙人口的粤剧经典。

明代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

明代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太祖至宣宗时期，当时国家富强，农业产量大增，海外贸易颇盛，社会民生也较安定。

其次是英宗至穆宗时期，经济民生随着国家的政治腐败而凋敝。东南沿海遭倭寇破坏，北方边患频仍，民生日益困苦。

第三个是神宗到明亡时期，内忧外患日炽，税多而重，民不聊生，终至激起大规模民变。

明朝取消了元朝的驱口、驱奴制，通过黄册、鱼鳞图册控制土地人民，使生产力大大解放。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明代的农业与手工业较前大有进步，奠定了商品经济和城市繁荣的基础。在农业方面，不仅粮食产量大增，而且引进了甘薯、玉米等经济作物。

明中期以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黄册制度破坏，在张居正等人的推动下，实行一条鞭法。在农业、手工业中，商品经济因素日益增加，生产中僱佣劳动开始向规模化、组织化发展。

手工业则以棉纺、制瓷、采矿、造船等发展最为迅速。农业、手工业的发达，刺激了商业及城市的发展。明代重要的工商业都会遍布大江南北，除北京外，开封、济南、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成都等地都颇为繁荣，聚居于城市的不仅有官宦人家，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商人，出现了拥资百万的富商大贾。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萌芽于明代。

明代在科学方面亦有所发展。有关的著作，在农工业方面，有宋应星所作的《天工开物》十八篇，详述中国之农工业技术，附以图画；地理学方面有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医药方面，有王履所作的《泝洄集》二十一篇，《百病钩玄》二十卷，李时珍所作的《本草纲目》五十二卷等。其中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影响最大。李时珍青年时便放弃仕途随父行医，自1552年起，李时珍开始编撰《本草纲目》，历时二十七年，前后三易其稿。共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收药方一万余条，附图一千一百多幅，书中对药物的生产、形状、气味、主治、体用等都有精确的分析，形成了中国药物学独特的科学体系，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巨着，至今仍受到广泛的重视。

1617年（隆庆元年），明朝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百姓到东、西二洋经商。

此外，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输入西学，亦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注入新元素。

传教士来华与西学东渐

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来华及西学东传，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大美谈。

基督教各派在唐、元时代曾先后传播于中国，但元亡后曾一度沉寂。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地理大发现事业的进展，东西新航路畅通无阻，天主教的一派──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便派遣大量教士来华，因此造成明末西学东传的一次高潮。

当时，东来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方济各、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鄂本笃、熊三拔、阳玛诺、金尼阁、艾儒略、毕方济、曾德昭、邓玉函、傅汎际、汤若望、罗雅各等等。而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之贡献尤大。

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抵澳门，次年至肇庆传教，潜心学习汉文，后又至南昌、苏州、南京等地。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他出任在华耶稣会会长，二十九年北上抵京，向神宗进献天主图像、珍宝奇物及《坤舆万国全图》等，并获准在北京居住及传教。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死于北京，安葬于阜城门外。

利玛窦是整个古代向中国正式、系统、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第一人。在传教时，他十分注意结合中国的礼俗习惯，学汉语，读儒家经典。同时，以他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又同中国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军器、医学、地理、建筑、绘画、音乐、语文、哲学等科学文化知识，大量介绍给中国人(如徐光启等编著《农政全书》、编译《几何原本》等)，对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划时代的贡献，其意义既深且远。

明代的宗教传播

佛、道、回、天主教等，在明代都有一定的发展。

元朝灭亡后，喇嘛教在中原之势力亦随之衰落，而汉地佛教诸派则稍为复兴。加以明太祖早年曾在濠州皇觉寺当过小和尚，明成祖因「靖难之变」多得僧人道衍决策而重视佛教，所以明代之佛教颇为发展。据估计，明代全国佛教寺院数以万计，而僧尼在成化年间达五十来万人。

明朝尊奉佛教，但对道教亦给以相当的礼遇。太祖曾设道官来管理有关道教事宜。成祖对道教亦甚优礼。相传著名道士张三丰在武当山修炼，成祖曾屡遣使访问，均未遇。明朝诸帝之奉道，以世宗为最。他为求长生，躬亲斋醮，二十多年不见朝臣，可见其对道教的沉溺。明代道教传播的要事之一，乃对道教经书大规模重修。如《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是现存仅见的官修道教经书的总集，明道士白云霁曾于天启六年(1626年)据此撰成《道藏目录详注》四卷。

回教方面，元代已逐渐出现一个举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新民族，即回回民族。但该族之完全形成，并出现一些比较固定的聚居地方，则在明代，西北、云南、华北各有一些回回的聚居点。此外，尚有大量回回流散于全国各地。今天中国除回族外，还有不少举族信仰回教的民族，可见其宗教团结力量之大。

天主教方面，明末耶稣会教士大量来华，使该教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为难以阻隔的潮流。著名的教士有利玛窦、龙华民、庞迪我等，他们精通汉学、交结名士，融合天主教和中国的儒学，以减少和中国文化的矛盾。此外，他们又藉西学，特别是先进的科技，吸引中国士大夫的兴趣。这种方法十分成功，当时明宗室及士大夫奉教者大不乏人。但明朝的传教士较注重上层的发展，故天主教并未能在民间广泛传播。

除了以上宗教外，民间宗教在明朝亦十分流行。如白莲教在明朝便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宗派。和元朝时一样，明朝的白莲教徒曾发起多次民变，对明室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困扰。

明代的文化艺术

明代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很重要的发展，首先是大型图籍的编纂。明成祖夺权后，为标榜文治，曾下令不惜金钱，四处搜求图书及编辑了巨型类书《永乐大典》。这部书共有23937卷，分为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其规模是空前的。

明朝官方支持程朱理学，到明中期，王阳明的心学己成为思想主流。王阳明(本名：王守仁)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心学继承、发挥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故二者合称为「陆王心学」。「知行合一」则是其实行的理论基础。李贽是王学中泰州学派的传人，晚明反传统的思想家。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纲常礼教作空前激烈的抨击，主张发展人的「自然之性」。但到明末，心学走向没落。社会的动荡，造就了一大群批判心学、倡导实学的集团和个人，他们以实学思潮取代了心学体系。

明代是小说大放异彩的时期，当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等「四大奇书」。而到了明代中晚期，白话短篇小说亦日趋繁荣，冯梦龙的《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和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堪为代表。

明代戏曲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享誉最隆。该剧描写爱情战胜死亡，表达了时人对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渴望。明代的文人，差不多都兼善书画，当中较著名的有唐寅、文征明等。其中唐寅(即唐伯虎)的故事，更广为流传，至今仍常常成为电视、电影的题材。

明代的瓷器工艺亦大为进步，最著名的是景德镇瓷器。洪武二年，曾在景德镇设置官，使其瓷器工艺大为精进。

景泰蓝则是明朝另一著名的工艺。景泰蓝即珐琅，元时输入中国。明景泰年间，由于国家的提倡，在北京大量制造。其制品非常精工，而成为明朝的一种特产，故称为景泰蓝。

建筑方面，明成祖定都北京并大加扩建，现在北京城及其中的宫殿有很多是明代的建筑物。除故宫外，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十三陵等，也都具有高度的建筑艺术，至今仍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军攻陷北京，清军在明降将吴三桂带领下入关，李自成被迫西逃。清军在南下中受到明朝军民的激烈抵抗，但最终攻克南京，明朝灭亡。

毛佩琦教授 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