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0两黄金离奇失踪,18年后才查明真相

1949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等地方局的公安部、社会部，陆续收到来自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发来的重要通知和一系列机要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遗留的、尚未侦破的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简称“悬案”）进行调查。

分配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引起华东局的高度重视，决定将此案交给上海市公安局调查，上海市公安局收到的任务不止这一项，他们抽调一批精干力量组建了一个叫“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办案机构，杨家俊为主任。

“悬办”下设6个调查组，这桩“特费失踪案”交给了第3组，第3组的组长叫蒋文增，3名成员分别是徐立鼎、胥德深、邬泓，一共4名侦查员。

从杨家俊手里接过卷宗，蒋文增心里咯噔一声：这案子难了。

卷宗袋轻飘飘的，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只有2页纸的案情简介，别的啥也没有。

专案组一商量，想破案，首先得找知情人了解一下情况，而从案情简介看，最了解案件的知情人只有一个——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专案组4人坐上火车去了北京，还真见到了林伯渠。

林伯渠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听说是了解黄金失踪案的，还是给了20分钟时间。就在这20分钟里，林伯渠讲述了19年前那桩神秘的黄金失踪案。

案发：120两黄金离奇消失

时间要追溯到1931年的冬天，那时国民党在上海势力正盛，革命运动陷入低潮。上海地下党的处境也十分艰难，众多党员由于信息被泄露而被俘，处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

而地下党员掩饰身份、营救俘虏、打点关系等都需要大量经费，可此时的地下党举步维艰，一穷二白，只好向中央苏区求助。

当时的苏区主席正是毛主席，毛主席收到消息之后立刻派人筹备资金，此时苏区政府的资金也并不宽裕。

最终，在各方努力下终于收集了一批金饰。在老工匠的处理下炼成了十二条金条，一共120两，金条被放在特制的白铜盒中。

下一步就是运送金条了：

首先，从安全性考虑，为避免他方警觉和交通员叛变风险，运输工作不能由同一个人负责；那么运输的保密性要求就很高，交接工作一定要万分谨慎。

出于这些考虑，林伯渠等人绞尽脑汁，最终敲定了运输方案。他们挑了一条有些绕但相对安全的路，这条从瑞金到上海的路被分成了七段，每一段路线都由专人负责。

在交接工作方面，林伯渠还想出了一个奇招。他找人特制了一个做旧的棋子，棋子上是他亲自写的一个毛笔字——“快”字，棋子被分为七份，棋子缺口都经过特殊处理。

棋被发给了七位严格挑选的交通员，他们都是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人员，熟悉当地路线，不易引起注意，大大降低了个人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

交接时，需要这一交通员手中的钥匙打开上一个交通员的锁，再将棋子拼接，才算交接成功。交接后，棋子也有专人负责运送，当苏区收到完整的棋子，则表示运输成功。

交通员严格分工，彼此互相独立，毛笔字迹又难以模仿。在这样一个严格分工的运输工作中，关键就在于交接，而在这样的三重检验下，交接工作可谓是天衣无缝。

退一步说，即使出现问题，也容易追责跟踪。从策略上来说，这应该是一个万全之策。不想，却在实际运输途中还是出了纰漏。

起初，苏区顺利地收到了六块棋子，然而，在之后两个月里都没能等到棋子的最后一笔，组织上联系负责那一段路线的交通员时，发现这第七位交通员也失联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运输途中出现问题，黄金丢了！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上海地下党面临重创，他们的处境更为严峻了，毛主席也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

经费调配失败使原本处境就艰难的党组织雪上加霜，追查这个案子也显得有心无力。这起黄金失踪案使党组织损失巨大，后来也只能以交通员携款逃走草草结案，不了了之。

重启：7号交通员行踪成谜

通过林伯渠的介绍，专案组终于初步掌握了基本案情。

重启这个案件的关键，当然是寻找7号交通员。但18年前的调查已经证明，7号交通员在当时就找不到了，如今18年过去了，想要找他不啻于大海捞针。

专案组想直接找不好找，那就从1号开始，顺藤摸瓜，看能否摸到7号的情况。

可惜林伯渠当时只负责调拨黄金，不负责调查案件，而负责调查案件的邓发已经在1946年遇难了，其他人就更不清楚案件情况了。不过，林伯渠提到自己认识从瑞金出发的那个1号交通员，好像姓秦，给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是老革命、老红军，在井冈山跟罗荣桓、粟裕是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立即前往沈阳，还好他们走得快，因为高自立当时已经积劳成疾，病情十分严重，晚来20几天就见不到人了，病床上的高自立提供了如下情况：

警卫员，姓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13兵团任职。

侦查员立即南下广西南宁，赶到13兵团驻地，找到了已是副师长的秦朴——他确实是1931年运送黄金的1号地下交通员。

秦朴对18年前的那个秘密任务印象十分深刻，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一家“盛福饭庄”的跑堂，接到任务后，他从瑞金出发，骑马到南平，250公里的路程走了6天，当天下午赶到了指定的交接地点——南门的关帝庙。

秦朴的下线也就是2号交通员，就是关帝庙的庙祝，两人按如前所述的程序对暗语、钥匙开锁、交接黄金、上交笔画印章……完成后立即走人，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其他交流，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相貌如何，这是组织纪律的要求。

当时，秦朴不知道自己交接的是黄金，更不知道2号交通员的真实情况。

案件第一次遇到了瓶颈。

这个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悬办”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他们调到了当年中央保存的绝密档案，找到了18年前参与运送黄金的6名地下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遗憾的是，唯独没有最重要的7号地下交通员的情况。

不过，这已经是极其宝贵的线索了，节省了太多时间精力，而专案组也十分幸运，一路摸下去，从南平到福州、温州、金华、杭州，2至6号交通员都健在，专案组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这样从瑞金到松江这前6站的交接情况都搞清楚了。

专案组顺着线索一一找到了前六个交通员。案件的突破口——第六位交通员，名叫刘志纯，负责从金华到杭州的路段。

杭州的6号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对运送黄金的经历，他印象十分深刻。

当时，刘志纯的对外身份是“茂福竹行”的伙计，一个姓夏的校长把他发展成中共党员，让他做了地下交通员，他一共给组织执行过3次任务，每次都很顺利，而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就是运送黄金。

一开始，刘志纯接到上级秘密来信，他从接信的次日起计算的第16天至18天，每天中午11点去西湖“楼外楼”酒店前等候接头，刘志纯按信行事，果然在第17天与一名国民党军官接上了头，不过对方并未交给他任何物品，而是交代给他一个秘密任务。

军官告诉刘志纯，1个月之内会有人跟他联络，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到这件东西后，要在当天或次日前往松江，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会有人来旅馆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抵达松江后3天内无人来接头，刘志纯要在第4天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组织上会另派人来取。

交代好之后，军官把笔画印章、锁具和钥匙交付给刘志纯，刘志纯看了一眼，赫然就是“快”字的倒数第三画——横。

1931年12月1日晚7点，住在竹行的刘志纯听到有人敲门，马上问是谁，对方准确回答了约定的暗语，刘志纯打开门，俩人什么话都没说，完成交接后对方便转身离开。

第二天晚上11点多，刘志纯坐上火车前往松江，因为携带重要物件，他在火车上一宿没敢睡觉。火车跑了足足8个小时，直到12月3日上午7点才抵达松江，刘志纯简单吃过早点，便去了“汉源栈房”入住。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4点，刘志纯见没人跟自己接头，便下楼跟客栈的老板、账房聊天，打听一下情况，这时忽然走进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身穿黑色棉袍，头戴黑色绒线帽，向老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入住。

刘志纯一听，当下说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微微点头，两人便上了房间，对上了暗语，按规定交接东西，对方将自己持有的印章——“快”字的倒数第二笔画——撇，交给了刘志纯，随后离开，谁也没多说一句话。

来人刚走了5分钟，警察就来客栈盘查住店客人了，还搜查了刘志纯的行李，吓得刘志纯心惊肉跳，如果下线晚来5分钟，自己就完了，组织上交来的东西也完了。

刘志纯回到杭州后，又有人来联络他把那个“撇”的笔画印章取走，刘志纯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此后他的上线出事了，再也没人跟他联系。时间一长，刘志纯脱党了，成了一名普通群众，仍然在竹行工作。

不过，在杭州解放后，刘志纯还是主动去找了杭州市委，向组织上反映当年作为地下交通员的情况，组织上做了如实记录和上报。如果不是他主动反映，这次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地下交通员名单中，估计又要少1个人，侦查难度就更大了。

至此，最神秘的7号交通员浮出了水面——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

然而，当年的旅店有的关门，有的换了人经营，侦查工作量非常大，但最终在人员名单上还是没有新的线索。

线索在这里中断了，案件又一次进入瓶颈。几位老侦查员接连碰壁，案件实在没有进展，他们就想着先回上海。

当时，恰巧侦查员之一胥德深受邀一位老乡邀请吃饭，侦察组的其余几人也一同去了。他的这位老乡正好是松江司令部的一个参谋，听闻他们手上的案件后，提起了一个地方。那是保安团内部专用的招待处。

侦探组听闻大喜，顿时对破案又有了信心。他们来到保安团所在地查账本，幸运的是，账本保留得很完整。专案组顺藤摸瓜找到了第七位交通员——梁壁纯。

梁壁纯本是一个药店的药工，当年不明原因突然失踪，失踪的时间线也与黄金运输时间吻合。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拨云见日终有时

侦察组以梁壁纯所在店铺旧址为中心展开调查。在他们地毯式搜查下，侦探组确定了梁壁纯的照片，追踪起梁壁纯的老家，侦察组发现，他当年失踪时，老婆孩子也相继失踪了。

这个消息为案情的破解又增添了疑团，这说明梁壁纯很可能是有计划地出逃，且做事心思缜密，携款潜逃的可能性很大。

几经波折后，侦察组终于找到了梁壁纯居住的地方——一间破败的钟表修理铺。一百二十两金条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着实是一笔不菲的财产，然而侦察组不难看出，梁壁纯一家的生活很潦倒，不像拿了金条的样子。

对于侦察组的到来，梁壁纯十分镇定从容。他从灶里拿出一个药罐，从中取出一封信，信上记载着黄金失窃的来龙去脉。

当年的梁壁纯伪装成商人，拿到盒子后走水路顺利到达上海，他坐上一辆黄包车想去往最终的接头地点。

不想，路过一个上坡时，车夫降速，后面有两个路人帮忙推车，梁壁纯还没察觉到事态不对。

突然，一个路人冲过来，用药酒蒙住了他的口鼻。当即，梁壁纯就晕了过去。接下来的事情他便一无所知了。只记得早上在旅店醒来身边唯独丢了装黄金的盒子。

想到上级下派的“货在人在”指令，加之盒子体积小却重的特点，梁壁纯也猜到了里面是黄金。这样一笔重要的巨款在他手上失窃，梁壁纯也是有苦难言，下决心逃亡。

他立刻告知旅店老板此事，二人商量好暗号，并签了一份证明以示清白。专案组的追查后，确认证词无误。

案件的来龙去脉似乎已经清晰，但案件里又延出了三个小偷的支线，变得更模糊了。一百二十两黄金仍不知所踪。

7号交通员找到了，失踪谜案解开了，案件到了这里可以说完成了99%，但还不能说完全破案了，因为劫匪没找到，失踪的120两黄金没找到。

万里长征只剩下最后一步，该怎么办？当然是继续调查。

穷究：谁劫了120两黄金？

专案组奇怪的是，运送黄金的过程如此隐秘，这帮劫匪是如何得知的？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物品……都卡得那么准，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目标就是那个小皮箱，就连梁壁纯随身携带的钱包都没拿走？

这到底是有预谋的针对性抢劫，还是一次随机产生的意外？看起来很像是前者。

这个判断将影响下一步的调查方向，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有预谋抢劫的可能性，依据有三：

第1，这是一桩党中央直接安排的绝密使命，党内知情人极少，就连参与其中的7名交通员都不了解全貌，国民党这么多特务也没听说，一般盗贼劫匪怎么可能事先知道呢？

第2，劫匪是到了曹家渡码头才盯上梁壁纯，到了桥上制造机会作案，这说明对方没有提前踩点，没有预谋。

第3，劫匪的作案手段很套路，很简单，就是“骗人坐车——上桥减速——同伙上前——迷药昏倒——洒上白酒制造醉酒假象——拉到旅馆实施抢劫——最后逃之夭夭”。

综合上述分析，对方应该是有预谋抢劫的作案团伙，但他们的作案对象是随机的，梁壁纯不过是凑巧被他们盯上，才导致120两黄金被劫，以致离奇失踪。

基于这个判断，专案组确定了调查方向——翻查旧档案或者向旧上海的老警察打听，看30年代初是否侦办过类似的抢劫案件，最好也是抢劫黄金。

长话短说，这个调查的过程像之前一样务必艰难复杂，因为时间很久了，旧上海屡经战乱，破坏严重，日本占领过，国民党统治过，还有欧美各国的租界，警察力量十分混乱，再加上行政区划频繁调整，想找一个案件线索，十分让人头疼。

1950年3月8日，专案组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找了数十名旧上海的老警察来询问，大家积极性很高，现场十分热闹，提供了大量情况，有的还经办过类似的抢劫案，但这种抢劫案技术含量很低，加上后来官方的强力打击，很少有专业劫匪再用这种办法抢劫。

如此分析下来，这些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们认为1931年的“曹家渡黄金劫案”也许只是一些胆大妄为的贪心青年所为，他们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巧合，很难从同类案件中查找线索。

当然，这些老警察还是很负责的，他们热心地给侦查员出了一个主意——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新中国成立以前就被判刑，或者新中国成立前有过抢劫、盗窃等前科案底的在押犯进行调查，也许他们能有人提供什么线索。

专案组别无他法，只好请提篮桥监狱协助。

提篮桥监狱也很配合，他们积极发动在押犯向警方提供1931年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只要检举内容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报请减刑或提前释放。通知下去以后，举报线索很多，但一番调查下来，不是落空查否，就是查不下去。

案子再次遇到瓶颈，这也是最后一个瓶颈了。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时，4月7日，“曹家渡大旅社”经理乐书秋忽然找到专案组组长蒋文增，说他和裘青（就是那个旅社的员工）又聊起当年那桩案子，裘青说自己前两天做梦时梦见当初3个劫匪送梁壁纯到旅社用的那辆黄包车，牌照号码是300169。

乐经理一开始也没在意，回家跟学医的儿子闲聊时说起，儿子说梦中的很多情形是真实场景的还原，国外有专家把人催眠后与其对话，可以获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事实真相，所以他认为裘青说的牌照号码很可能是真的。

乐经理听儿子说得有鼻子有眼，就跑来向侦查员反映，侦查员一开始也不相信，便向上级刑侦专家请教，结果一打听说国外还真有使用这种方法破案的，于是便决定“死马当成活马医”，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调查裘青梦到的牌照号码——300169。

再经过一番艰苦调查，侦查员终于找到了300169黄包车的车主，一个叫曹胜林的人。

但再往下查，曹胜林早就不在上海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侦查员又耗费将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在苏州一家乐器厂找到了曹胜林，曹胜林说这辆车是他的私家车，一直是自己用，从未借给别人，自己经济条件一直很好，更不可能抢劫。

侦查员又找到曹胜林的车夫老凌，一番调查下来，证实曹胜林所说属实。

原本充满希望的线索，又断了。

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这样的循环不知走了多少次，专案组又失望了，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否则就是前功尽弃了，监狱试过了，他们又想去看守所调查——全市有20多看守所，碰碰运气，也许会有人提供一些线索呢！

或许是侦查员的不懈努力感动了上苍，还没等他们去看守所，最重要的线索出现了！

终结：3个小蟊贼落网伏法

前期参加座谈会的旧上海老刑警中，有一个叫曾丰的人，他参加完座谈会后不久，突然被上海市公安局带走，配合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些政治案件，因为还没调查清楚，就被留置在看守所，和20多个犯人关押在一起。

犯人听说曾丰以前是老刑警，就请他讲破案故事解闷，曾丰跟大家聊来聊去，就聊到了1931年冬天的曹家渡黄金抢劫案，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故事讲完后，一个年轻人悄悄问曾丰：如果检举像您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解放前的陈年旧案，算是立功吗？

曾丰一听眼前一亮，回答说：“当然可以，你要是真知道，那查实以后肯定有好处。你要是相信我，就先给我讲讲，我帮你出个主意看怎么办，不然检举错的话也没好处，有的人胡乱检举，还有送命的呢！”

对方吓了一跳，犹豫了一下，把情况向曾丰和盘托出。

此人叫冯安宝，34岁，老爸是资本家，从小很宠这个唯一的儿子，因此冯安宝成了纨绔子弟，喜欢到处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涉嫌强奸妇女被关进来的，还没判刑。

据冯安宝说，他有一个表兄叫吉家贵，比自己大10岁，经常带着他一起玩。1931年10月，冯安宝过生日，吉家贵跑来帮忙，在冯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直住到12月上旬，跟冯安宝玩得不亦乐乎，还找来两个结拜兄弟——刘阿古、庄克一起玩。

冯安宝的老爸原来有一辆私家黄包车，后来换了一辆汽车，就打算把黄包车卖掉，但吉家贵带着冯安宝几个人整天把黄包车当成玩具拉着玩，就暂时没有卖掉。

两个多月下来，吉家贵三人都快玩成职业车夫了，仍然乐此不疲，冯安宝却没了兴趣，最后冯大少爷一挥手，干脆让表兄把黄包车拉去自己玩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天，吉家贵忽然把黄包车送回来，还擦得光洁一新，但从此以后，吉家贵好像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也很少来找冯安宝玩了，后来才听说吉家贵自己开了一家店，据说生意还很不错。

冯安宝当时也没起啥疑心，表哥不玩了，开店做生意是件好事，可他自己却长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喜欢玩弄女性，到了解放之后，终于因为涉嫌强奸被告进了公安局，一听说判刑至少10年以上，冯安宝才知大事不好，想挖空心思立功，争取少判几年。

当听到曾丰聊起1931年冬的“曹家渡黄金抢劫案”时，冯安宝突然一下子来了灵感：1931年冬，3个人，黄包车……跟表哥他们仨咋那么像呢？再加上表哥在那之后的奇怪表现，冯安宝觉得这事说不定就是表哥和刘阿古、庄克一起做的！

曾丰听了也觉得有点儿像，不过是真是假，还得由公安局调查，他建议冯安宝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所长接到检举后，立刻跟上海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蒋文增闻言大喜，立即全体出动，连夜提审冯安宝。

冯安宝讲完上述情况后，蒋文增不动声色地问：“你家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300196……”冯安宝不假思索地回答。

300196？“曹家渡大旅社”的当事人梦见的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旅社的人因为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把尾数记错了，正确的号码就是300196！

1950年5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夜袭“吉家欢南货店”，逮捕了老板吉家贵，搜查发现白铜盒一个，后经刘志纯、梁壁纯两人辨认，正是当年放黄金的那一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吉家贵的作案动机是筹款开店，作案过程如前所述，吉家贵负责策划并组织实施，刘阿古、庄克共同参与实施，冯家的黄包车就是作案工具，所谓“喜欢玩黄包车”不过是掩饰作案的障眼法。作案后，吉家贵便把黄包车擦拭一新，还给冯家。

这是吉家贵三人首次作案，原本打算多做几次，哪知第一次出手就盯上了梁壁纯，一得手就是120两黄金，三人心中狂喜，平均分赃，各获40两黄金。

作案成功后，三人为避外界怀疑，就此别过，不再联系。大概在1946年，吉家贵在上海外滩偶遇刘阿古，交谈之下方知刘阿古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而庄克已死。

根据吉家贵的交代，侦查员立即赶赴北京路逮捕了刘阿古。

另一案犯庄克，经调查得知1937年参加“抗日别动军”，次年战死沙场，还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但庄克的父母健在，他们主动交出了庄克给他们的两根“大条”黄金，共计20两，后经当年瑞金县打造金条的老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桩发生于1931年的120两黄金神秘消失案终于完全告破，而这个时候距离案发已经20个年头了。

后记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因协助破案有功，未入狱服刑，而是交给地方“监视居住”，直到1959年病死；冯安宝因重大立功表现，半年后被释放；曾丰也因立功被立即释放。

【声明】本文为真实案件。参考资料：《人民网》、《法制博览》、《国防时报》等。

本文综合百家号·史来鉴赏，企鹅号·罗敷媚作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