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为何没有复刊的可能？4000字为你解析

引言

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倒是颇有些触动：

《求是》只是一种态度，而《红旗》是中心思想，不能用态度来取代了中心思想。

因此，很多人都觉得《求是》杂志应该改回原来的名字：《红旗》。

稍微了解《红旗》和《求是》这两本杂志前世今生的人，或许心里就已经明朗了。

《红旗》为何没有复刊的可能性？这篇文章，小胡豆就和你聊聊这个话题。

含着金钥匙出生

要了解事情的原貌，我们开篇就不得不追根溯源，从源头一步步梳理，进而去探究其中的脉络。

《红旗》杂志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建国后，伟人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创办一本权威的理论刊物。

1958年3月8号，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伟人提出了当下需要解决的25个问题，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创办一本理论刊物。

本文来自头条号“怪味胡豆史”原创，其他平台和作者均为抄袭搬运

同年的22号，他又再次强调了创办理论刊物的事。

当时，咱们虽然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实话》、《斗争》这些重要的刊物，但是却没有一本系统性、理论性的刊物。

早在“成都会议”的时候，这本即将诞生的杂志，名字也都取好了，名为《红旗》；同时，陈伯达也被指定为杂志的第一任总编辑。

不过，陈伯达一开始是拒绝的，他对办杂志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后来，他的思想才转变了过来，接下了这份重担。

1958年5月底的时候，杂志社的组织框架也基本搭建好了，第一批20个编委，都是伟人亲自一个个确定下来的。

这第一批编委，要么是有深厚理论水平的笔杆子，要么是老资历的同志，每一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物。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正式创刊，我们所看到的那“红绸舞”字样的刊头，也是由伟人亲自所题。

伟人对《红旗》很是看重，除了亲自确定编委名单和题刊头之外，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

而且，《红旗》杂志发布的重要社论或者文章，他都要亲自把关；对于一些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文章，他也优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由此可见，这本杂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红旗》自打创刊以来，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指导理论方向性，要在理论探讨和研究方面，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不过，在创刊后的起初两年时间内，《红旗》也还在摸索着方向，其影响力也还很局限。

总的说来就是这么一句话：

宣传和树立伟人思想，并指出其在国内外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具体地说下来，大致上可分为这么三个阶段：

1、重提伟人思想；

2、宣传和树立伟人思想的国际意义；

3、活学活用伟人思想的原则和内核。

自身的内功搭建好以后，在趁着时代的东风，红旗后续的腾飞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趁着时代的东风，红旗腾飞

这股时代的东风，来自于五十年代末，那时候，苏联这个老大哥做事有些不地道，想把咱们变成听话的提线木偶。

和苏联人的关系变得冷淡之后，那么，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出现了。

人家是阵营里面的理论创建者，掌握着话语权，这可咋整？

咱们是按照人家提出的理论，一步步起家，这回和人闹掰了，从起家的道义和理论基础上，就出现了松动。

因此，在1960年，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红旗》杂志于同年4月16号，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纪念列宁的文章。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宣传伟人的思想，但是在字里行间，暗示苏联人如今走路偏了方向，脱了轨道。

这一招很高明，一开始不急于把矛盾公开化，先松土，撬动你话语权上的根基。

当时，在阵营里，苏联人一直掌控着理论上的解释权；在此之前，阵营里从未有哪个国家，敢站出来挑战老大哥的权威，敢去争夺这个解释权。

宣传和树立伟人思想的国际指导意义，就是在树立伟人思想在国际上的理论正统地位，把阵营里的理论解释权拿过来。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是极其关键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拿到解释权，不在理论上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往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中，会变得很被动。

这也是《红旗》存在的意义和基础，倘若偏离或者是没了这个基础，《红旗》也就站不住脚，立不住自己的地位了。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也导致了《红旗》杂志往后的悄然消失。

1960年4月16号，《红旗》首次挑战了老大哥，

五年后的9月3号，《红旗》杂志第19期发表了一篇名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文章。

这篇文章里，直接点明了主题：伟人思想具有普遍的国际指导意义。

从1960到1966年，随着中苏之间的关系不断冷淡，咱们和苏联人在理论上的争斗，也从暗地里摆上了明面，并且随着关系的恶化，这场没有硝烟的争斗，也打得很是火热。

在这六年多的时间内，《红旗》作为一个战斗在前方的斗士和阵地，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

而伟人的思想也在论战的过程中，被广泛提及，并且逐渐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也就是具有普遍的国际指导意义。

也正是在六十年代的时候，《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起，被时人称之为“两报一刊”。

这时候的《红旗》，不仅在国内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持续攀升。

跑偏了路，可惜

1966年中旬到1967年，是《红旗》杂志转折的一年。

这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内，《红旗》杂志上几乎很少看到对伟人思想的宣传，反而是掉头去搞内部争斗去了。

即使是偶尔出现的宣传，也是假借宣传之名，实际上却是整人，这一脚跑偏了道路，就是自己在撬动自己存在的基石。

地基不稳，何以存留？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四个人，一个是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另外三个是杂志社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

“王关戚”三人在1966年，先后成为杂志社的副总编辑。

陈老夫子虽然是杂志社的总编辑，但是他身兼数职，无力专注于搞杂志社的内部工作。因此，杂志社的正常工作运转，实际上由“王关戚”三人负责。

1967年8月26日，王力和关锋被送到钓鱼台2号楼隔离审查；次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三人一同被送去了秦城监狱。

这三个秀才出事后，《红旗》杂志社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1967年的11月23日开始，一直到1968年的7月1号，这七个月的时间内，《红旗》杂志有差不多七个月的时间，居然没发表一篇文章。

这段时期的杂志社，基本上是处于停工的状态。

而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虽然还在位，但他也是风雨飘摇，即使是组织要求他，尽快恢复《红旗》杂志的正常工作。

但陈老夫子也属实有心无力，他自己的仕途生涯，也就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那段时间，陈伯达的状态很是糟糕，即使是到了杂志社，也不是来指导开展和恢复正常工作，而是发上一通无明业火。

牧惠，原名林文山，他1988年离休的时候，是杂志社的文教室主任和编审。

对于当时杂志社内的状态，和陈老夫子糟糕的境遇，他是这么描述的：

王力、关锋出事了……跟着，戚本禹也出事了……陈伯达被这件事吓破了胆是毫无疑问的。一件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王力、关锋出事后，《红旗》拖了好长时间根本不出杂志……有一次，陈伯达气冲冲地到《红旗》来开了一次会，莫名其妙发了场无名火……后来听说，那是他不出杂志挨了训斥。

——来源：《红旗杂志纪事》，牧惠.

根据牧惠的回忆，这之后不久，姚文元就取代了陈伯达在杂志社的工作。

1970年9月6号，陈伯达也被隔离审查。

而姚文元接管红旗杂志的工作，给《红旗》带来了难以逆转的灾难。

从1970年到1976年，公器私用，《红旗》杂志完全脱了轨。

没抓住时代机遇，可惜

1978年5月，熊复被调到红旗杂志社担任总编辑，他也是杂志的最后一任编辑。

熊复到任的时候，正是社会上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候，而作为杂志的总编辑，熊复却选择了沉默。

从1978年7月到11月，《红旗》发行的五期杂志，完全没有参与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当时，旁人都在盯着《红旗》，都想看看这本刊物的态度。在此之前，凡是重要、重大的事情，都不会缺少《红旗》的身影。

而在这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乎我国路线转型的关键，已经恢复正常工作流程的《红旗》，大家都想看看会如何亮剑的时候，却只看到了出乎意料的沉默。

这种态度，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更多的是失望。

等到了1978年的年底，等熊复反映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了。事后，他也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勇于承担了所有的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来源：《记忆中的原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许节良.

而当时，熊复其实也是精神压力挺大的，他是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

“我那时心里是矛盾的、苦恼的、彷徨不安的…….心里很不好受，那段时间，自己思想压力很大。”

——来源：《记忆中的原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许节良.

那么，为何熊复没有让《红旗》抓住时代的机遇，再次焕发生机呢？

说来，也不能全部责怪他。

六十年代的时候，熊复有九年多的时间脱离了工作岗位和社会，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一直到了1975年的7月，他才重回工作岗位，恢复工作后，他从事的也都是文字编撰的工作，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用他的话来说，他做的是文字工作，让写什么就写什么，让怎样写就怎样写，这已经成为了习惯。

从文笔和文才来说，熊复是没问题的，但是从一把手的综合能力而言，他就显得有些不及格了。

所以，1978年5月，他被调去红旗杂志社担任总编辑，需要他做决策的时候，也就选择了沉默，也就让《红旗》失去了时代的机遇，没有趁着这股东风，焕发新的生机。

十年之后，1988年的7月1号，《求是》杂志正式创刊。

同时，创刊于1958年6月1号，总共出版了544期的《红旗》，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求是》杂志社的内部机构里，也设有一个名为“红旗文稿编辑部”的部门，并且，在其下还设有“红旗出版社”和“红旗画刊社”。

也可以说，《红旗》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保留着自己的影子。

《红旗》的创刊，是为宣传和树立伟人思想所存在的，这也是这本刊物的历史使命。

而《求是》的创刊，是具有新时代的使命，从其刊名就能知道，这本新时代创刊的杂志，其历史任务就是宣传和指导经济建设、经济理论探讨和研究方面的工作，是为开放之后的中国特色道路所服务的。

这一个新时代的历史使命，《红旗》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简单地说来，一个是为思想理论所服务，一个是为经济理论所服务，两者的历史使命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如今回头再看，《红旗》其实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如今，伟人思想的正确性和指导性，在国际上已经树立了起来。

譬如：切.格瓦拉、泰森，这些有名的人，都是伟人的追崇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红旗》已经完成了任务，而新时代下的新任务，就只能是交给《求是》来完成了。

所以，《红旗》还有复刊的可能吗？答案是：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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