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往事
前言:如果把中英两国比为企业,那1997年中国对香港的并购就是一场角逐谁的眼光更长远,谁对大势把握更准确的大比拼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2007年,《财富》杂志以《香港未死》为题、写了一篇长达25页的报道,探讨了香港回归十年后的翻天覆地变化。在这篇报道的第一句写道,好吧,好吧,我们错了。
财富杂志之所以承认错误,是因为在1995年,它曾刊登了一篇《香港已死》的文章,剑指回归后的香港将丧失国际商贸和金融中心地位,英文会让位于中文,精英商界会撤离香港,贪污腐败、政商勾结会蔓延每一个区域,香港没有未来。
当年香港回归前,不仅很多媒体叫衰甚嚣,更有很多英资撤离,纷纷将总部搬往百慕大群岛。
然而香港在回归后并没有如其所望,除了亚洲金融风暴和2003年的SARS爆发时期外,香港一直都表现良好。
如果说把香港当作一项资产,中英两国作为大型企业对待,那中国在1997年对香港的并购就是一场角逐谁的眼光更长远,谁对大势把握更准,谁对未来更有信心的大比拼。
无疑,当时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亲中派们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他们下对了中国。
一
据说最早讨论香港回归的事情,是港督麦理浩。1978年11月,香港总督宴请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借此之际,麦理浩提出一个问题,1997年快到了,新界租约怎么办,希望中方有个表态,好让投资者放心。
宴席结束后,香港分社社长连夜给领导打报告。
那时候是港澳办负责香港事务,港澳办同志连忙给上级汇报,并建议不忙着表态,暂不正面答复,毕竟还有19年才到期,现在可以笼统表达我们对香港问题的连贯性,希望中英双方都能够做一些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
1978年我们才刚刚结束文化运动,可谓百废待兴。当时的第一项外交任务是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急需改变贫穷落后吃不饱肚子的面貌。
文化运动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港澳事务比较混乱,北京发生过火烧英代办,香港也发生过“六七事件”,文化运动时红卫兵的很多出格做法还让港人心惊胆战,当下的重点确保香港能够持续繁荣。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与叶剑英元帅共同前往广东时,讨论的重点不是收回香港主权,而是香港能为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什么。
邓小平很清楚,中国渴望在金融、管理和技术等领域受惠于香港。即使中国收回香港,也要让香港商人们安心。
后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中指示,虽然19年对我们来说比较长,但对于外国人去香港投资,他们比较慎重,要想让他们在香港继续投资,必须要让他们放心,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早研究。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应时任外交部长李强的邀请到京访问,他当面向邓小平总理提出了新界租约问题。
当时邓小平总理给他的回答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讨论。不过请投资者放心,到了1997年,不管香港的政治地位怎么解决,在本世纪和下世纪的相当长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他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可以说,当时中国对香港问题,不急着作出安排,没有被香港问题牵着走。复出后的领导人统一工作重点也主要在台湾问题上。
对于香港问题,领导人们一直都有着特别对待的历史传统。
1949年,由周恩来起早、毛泽东同志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透彻阐述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务实作风。
“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
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力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具备解决条件的,则应暂缓解决。范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者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解决。”
由此可见,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问题处理方式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上可谓拿捏恰当好处。
解放战争时,大军已经开到罗湖了,就在香港边上,但领导人下令不能过线。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经济急需外援,帝国主义封锁重重,香港作为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也是突破西方阵营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
因此维持香港现状,避免公开冲突,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开辟一条与西方国家联系的国际通道,是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桥梁基础。
1963年,中苏论战正酣时,美国共产党故意发表声明责难“中国人民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正确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
这逼得中国必须打破低调处理香港问题的做法,公开对外阐释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
“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用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来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因而嘲笑我们,是愚蠢的、可悲的。
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
时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仍谈到,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
1975年,邓小平陪同毛主席会见英国首相爱德华。毛泽东当时就表示,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还不到,他指着旁边的邓小平和另一些年轻干部说,“这个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
二
港督麦理浩回港后,香港大佬们纷纷跑来打听结果。总督只得回应道,请大家放心,大陆不会干涉我们的社会。而对于中国决心收回香港主权的意愿,只字未提。
麦理浩总督这么早来反复提新界条约的问题是干嘛呢?是因为涉及到港英政府卖地的事情。
对于香港问题的形成,主要是清王朝与英国签订的三个条约。
1840年的鸦片战争,导致《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
1898年英国借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两百个岛屿,这些统称为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27日到期。
70年代后期,得益于大量人口涌入香港,香港地产业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香港住宅的按揭期限一般在十五年,那么对于跨域1997租借期限的地产,即在1982年后出售的地产该如何操作,就变成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如果到1982年,香港前途问题仍然未明朗,尤其是在新界发展的项目,他们都要跨域1997这个租借期限,那地产商和银行都担心中国的态度。因此关注97期限问题,成为地产商和银行业的重中之重。
今日被称作悲情城市的天水围,这个香港第八个发展的新市镇目前约有29万人居住,繁华与热闹掩盖了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场角逐实力和信心的商战。
1979年初,港英政府计划在天水围建一个“卫星城”,计划中所盖楼房可以安置几十万居民。
天水围面积约5200万平方英尺,位于香港新界,与深圳的蛇口隔海相望。1979年以前,这里就是一片农田和一片水塘,还有一些破旧的房子,一些农民在这里种地,一些渔民在这里养鱼。
从上世界初开始,天水围的土地就由赵姓族人以联德公司名义拥有,为香港当时最大的单一业主拥有地段之一。传说这个赵族人是当年朱元璋的后代,明朝灭亡后辗转逃到香港的。
自从七十年代开始新界的土地陆续被开发,天水围土地成为不少地产商看中的发展机遇。
1978年联德公司被改组为联德信托。同年李嘉诚的长和实业及会德丰成功收购联德信托的股权51%,黄克競的后人黄振辉及另一商人则购买联德信托的42%。
天水围地处新界,新界的租期是99年,此时是1979年,到1997年将归还中国,还有18年使用期,之后的形势难以预期,中国会不会把这里的一切国有化?
别忘了,1979年在中国还没有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了。
三
新界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港英政府。为帮助中低收入者及贫困家庭安家落户,麦理浩在1976年12月宣布推出简称“居屋”的居者有其屋计划,由港府兴建一些价廉实用、且具一定水平的住宅屋苑,供有意置业但无力购买私人物业的人士选择。
这是自1972年10月麦理浩宣读首份《施政报告》,提出规模宏大的十年建屋计划,目标希望在10年时间内,从卖地等收益投放80亿港元,为180万名香港市民提供居所的计划的2.0版本。
虽然港府早在1950年代把观塘和荃湾规划为卫星城市,即九龙市区的延伸,但新界的新市镇则属麦理浩任内首创。在新界拓展署的主导下,新界成为安置新人口的最好去处。
港岛自从割让给英国,就变成了英国皇室的私有财产,与英国本土的皇家土地一样,都是crown land。但香港在远东,英国皇室在香港本身并没有多大投资利益,所以香港的财政一直是自管,皇家不拿钱也不投钱。土地财政的收益自然转交给了港英政府,这也是麦理浩能够大兴土木的财源所在。
原来香港所有的土地都宣称为官地并无不妥,但随着新界的租约期限存在而导致新界的土地开发商们越来越左右为难。
任何买这里的业主不得不要慎重考虑,1997年到期后房子怎么办?而对于要投入重金参与拍地的开发商来说,这就变成了一场豪赌。
所以到了新界,土地拍卖变成了一个难题,没有多少开发商愿意参与拍卖,大家都在观望。据传有开发商在此时给港英政府捎去口信,不管北京将来怎么办,眼下我们偷偷把这些契约跨过1997就行,反正北京也不知道,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但一直在外交界驰骋的麦理浩觉得这样做有失大英帝国的荣誉,所以他才几次先于中国提出香港1997年后的安排问题。
虽然从邓小平处没有得到香港的确切安排,但港英政府的计划还要继续实施,毕竟中国的最后答复不知什么时候出来。
2018年恰好是华润80周年,这家自1938年就在香港创立的第二外贸部,在其庆典上赫然写道华润与香港一起成长。
80年来,华润参与和见证了香港的建设和发展,也受益于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商号发展为跻身世界500强的多元化控股企业。80年来,华润植根香港取得了长足发展,也不断用自己的行动回报香港社会。
图标为香港华润集团总部
在感恩庆典上,华润对香港的特殊地位给予了自己独特成长经验毫不忌讳。正如感谢信所说,华润在保障香港经济繁荣,促进香港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赢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尊重。
华润从一家以贸易为主的企业而涉足多元化,正是基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华润涉足房地产,就是九十年代初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开发天水围开始的。
据说,华润在投资天水围项目时,深圳也找到了华润,希望华润能够支持深圳的改革开放。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特区和招商引资初期,急需有实力的公司来做带头羊。
资金是有限的,如果投资了香港,就不能在深圳大规模投投资。最后,华润还是投资了天水围项目。
1979年长和实业、会德丰、大宝地产以及第一次参与地产发展的中资公司华润共同成立了巍城有限公司(Mightycity Ltd. 由华润、大宝地产、长实及会德丰分別占51%、25%、12.5%及5%的股权)以及巍城的全资子公司—天水围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股权的一系列转让,巍城成功购入93%的联德信托股权。
后来赵氏族人却因为股权转让问题而和华润、长实等财团对簿公堂。结果法院下令将联德信托的部分股权公开拍卖。最终在1980年巍城在公开拍卖中取得联德信托全部股权以及天水围的土地资产。
起初巍城打算独自发展天水围,并提出一个为期15年、分三期完成、人口达53.5万的新市镇。
四
华润是第一次做房地产项目,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雄心壮志。当时李嘉诚正忙于收购和黄公司,占股位置也仅排在第三,所以并未参与天水围的策划。
整个开发计划由华润自己主持,华润一直是家贸易集团公司,没有开发经验,不懂香港的房地产开发游戏规则,结果计划没有进展多久,就遭遇挫折。
1982年7月,港英政府突然宣布用22.58亿回收天水围所有土地,除将其中的40公顷土地作价8亿批给天水围公司开发住宅和商业,并要求天水围公司在12年内在所批土地上完成价值14.58亿建筑,清理其他剩余的318公顷土地交给港府作土地储备。如果届时达不到要求,8亿港元就将充公。
1983年底港英政府又宣布,计划投资40亿港元用于市政工程。其中,整理地盘工程计划投入16.2亿元,建筑工程预计投资9.6亿元。港府将这两项工程都承包给天水围公司,并要求不得少于15%的利润。
这个时候,眼见华润原来的50万人口新市镇计划泡汤,各个股东都心灰意冷,均想退出,然而只有李嘉诚一直不动声色。在其他股东想退出时,均出手予以收购。面对这些垃圾股,李嘉诚表现得极有耐心和信心。
截止到1988年,李嘉诚获得了除华润名下的49%股权,成为与华润一起持股的唯一一家香港华资。此时,距港府规定的12年只剩下一半时间。
当年年底,长实与华润签订协议,主要内容包括长实保证华润在天水围项目中获利不少于7.52亿港元,长实立即支付其中四分之三即5.64亿予华润;如果将来所获利润超过协议范围,其超额盈利部分由华润按股权比例分享;今后天水围开发及后期销售工作均由长实负责,费用由长实支付,以后在收入中扣回。
按此协议,华润不费任何心力,便锁定了利润,并且工程的风险以后完全由长实承担,华润坐享其成。李嘉诚不愧是合作的好伙伴。如此浩大繁杂的工程,唯有长实有如此的能力和信心在6年内予以竣工获利。
长实接手后,进展神速,建筑很快矗立在人民眼前。天水围大型五村定名为嘉湖山庄,共建58幢住宅及商业楼宇,总面积1136万平方米,住宅共计16728个,可容纳6.5万人口,总投资63亿港元,分七期于1995年年中最终完工。
第一期发售7幢,税后利润总计10.86亿港元,其中长实得6.23亿,华润4.63亿,另外7幢,华润可获得协议约定的7.52亿;以后六期华润所得全是额外所得,而长实的项目利润,更是难以估计。
华润在天水围项目最终所获利润,对外并没有公布。但天水围的成功传达出一个信号,中央要保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而且是有信心的。
与李嘉诚的长远眼光和耐心相比,随同港督麦理浩一同前往北京访问、时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东亚银行创办家族之一简悦强就显得相形见绌。
与港督麦理浩同参加北京闭门会议的简悦强返回香港后提早半年退休辞职,1983年辞任贸发局主席及东亚银行主席,并将东亚银行的股权全部卖光,从此淡出政届商界,可以代表当时一部分华人政客的做法。
五
香港回归谈判时,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这位刚从阿根廷军队手中夺回两年来一直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首相,令世界对英国刮目相看,因此大家都叫她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仍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并大打民意牌。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承认前政府签订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方法收回香港,会把香港搞坏,给香港人的信心造成很大冲击。
“香港要大乱了,就再也不能保持繁荣稳定了。香港不能保持繁荣稳定,对你们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有影响。国际上对你们中国也有动摇。”
邓小平打断了撒切尔夫人的发言。
“你说是你们英国人的管治,香港才能繁荣,我说不是,香港繁荣是香港人自己创造的。只要我们1997年以后的政策对头,香港的繁荣一定能够保持。我估计收回香港小的波动会有,但大的波动就不一定。”
小平同志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中国不是阿根廷。言外之意中国是不怕跟英国动武解决香港问题的。
撒切尔夫人听完后脸色突然煞白。当她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时,脸色凝重。
这场原定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足足超了五十多分钟。她穿着高跟鞋,下台阶时突然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幸亏走在旁边的英国大使和港督 立马帮她扶起来。
这一插曲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并在香港的晚间新闻拨出,后又在香港电视上反复播出。人们私下议论,撒切尔夫人被邓小平强硬姿态震慑到了。
1997年7月1日,大英帝国的米字旗不再从香港的土地上升起,降下的旗帜代表大英帝国在香港统治的终结。50年资本制度保持的承诺给了香港人继续前进的信心。
朱总理在香港回归庆典中朗诵过一首香港名曲《狮子山下》,歌词是这么写的:
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们一起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传奇。
这首歌唱的是香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更需要传承和发扬。无论历史如何曲折,他总会在前进的潮流中顺势而行。
香港需要,中国更需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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