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待“摇钱树”张寿镛前后大不同

本文以曾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的张寿镛为例，考察蒋介石与张寿镛关系的变化，借以深化对蒋介石用人风格的认识。

原标题：蒋介石是如何对待一般幕僚的？

关于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包括蒋介石的党政人际关系、军事人脉、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学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集中讨论。不过，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朱家骅等一线人物，对于蒋介石与一般幕僚或属下关系的研究，还有甚多空白之处。

通过研究蒋介石与不同地位、身份者的关系，可以全方位了解这位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用人风格和用人态度。本文以曾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的张寿镛为例，考察蒋介石与张寿镛关系的变化，借以深化对蒋介石用人风格的认识。

张寿镛成蒋的“摇钱树”

1927年3月，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到达上海。为确保与武汉方面分裂后，能够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蒋介石积极与虞洽卿等上海工商银行界头面人物接洽联络。他命虞洽卿等组织“江浙及上海财政委员会”，为北伐军筹措1000万元军饷。在虞洽卿的引介下，理财专家张寿镛被增补为“江浙及上海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张寿镛（1876-1945），字咏霓，浙江宁波人，前清举人。清末曾任江苏淞沪捐厘总局提调、海运沪海局会办等职。辛亥革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厅长。1925年任沪海道尹。1926年10月，出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总务厅厅长。综观张寿镛的履历，可知其数十年从事理财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财经验。

从蒋介石对张寿镛的任命，可以看到蒋用人的风格。蒋介石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浙江乡谊因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蒋介石与张寿镛是宁波同乡，对本无渊源的张寿镛委以重任，无疑有乡谊因素的考虑。另一个特征便是注重实用。1926年10月，张寿镛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总务厅厅长。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系奉系官僚潘复，是北伐军的敌人。张寿镛曾随潘复赴沪，向上海银行界筹措接洽“二四库券”借款。

张寿镛帮助日薄西山的奉系政府筹措军饷以抵抗北伐军，显然是一种“附逆”之举。然而，1927年初，蒋介石统兵到达上海后，非但未追究其“附逆”的罪责，反而委任其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中央银行副行长。这当然反映了国民政府初建后“官僚南伐”的情况，但也可知蒋介石用人不拘一格，他看重的是张寿镛丰富的理财经验，以及与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关系，希望他能够成为政府与上海金融界的联系渠道。

张寿镛到任后，充当了蒋介石的财政代理人的角色。他的主要职责是：受蒋介石之命，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与上海工商界、银行界接洽借款，为蒋介石筹措北伐军费、整理江苏地方财政。蒋介石依靠张寿镛，实现了国民政府财政的正常化，并顺利完成了北伐大业。

从“蒋档”和《事略稿本》可知，蒋介石经常召集张寿镛商谈财政借款事。1927年6月8日，蒋介石与虞洽卿、张寿镛、钱永铭等在江苏省财政厅商议财政计划2小时。1927年12月15日，蒋介石与张寿镛等“商财政借款”。这一时期所谓财政借款，最主要的是“二五江海关债券”，即国民政府以江海关税的2.5%作为抵押，向上海摊派1000万元。

在上海民间，协助蒋介石摊派债券的是虞洽卿，但是代表蒋介石和财政部与上海沟通的是张寿镛。以往的研究，多关注虞洽卿作为蒋介石的财政代理人的作用，而忽视了张寿镛。据民国理财专家贾士毅统计，国民政府财政部第一年共发行1.48亿债券，其中由张寿镛主要参与发行的债券便高达6100万元。

此外，蒋介石还命令张寿镛筹措北伐军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继续率军北伐。北伐军支出军费浩大，蒋介石向张寿镛催款常常急如星火。比如，1928年3月27日，蒋介石的北伐军75万人伙食无着，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张寿镛等无论如何必须筹齐300万元军费，刻不容缓。6月17日，蒋介石电宋子文、张寿镛、钱永铭请迅速筹足军费500万元。7月7日，蒋知悉军费不能筹足1/10，各军索要难以应付，请张寿镛迅速想办法救济。

显然，蒋介石将张寿镛作为“摇钱树”，一旦遭遇军费危机，便命张寿镛不惜一切代价解决财政问题。对蒋介石的要求，宋子文未必事事都依，张寿镛却是有求必应。比如，蒋介石3月27日的电令，张寿镛次日便回复“颐以筹足”。

蒋对张的特别庇护

张寿镛作为被蒋介石起用的财政官僚，基本依附于蒋介石个人，在国民政府内根基较浅。这一点与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有很大不同。宋子文有自己的立场倾向，宁汉分裂之初便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拒绝为蒋介石的新政府筹款。宋子文亦有自己的理财理念，颇为反对蒋介石对上海银行界竭泽而渔式的压榨。张寿镛则不然，基本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蒋介石亦知张寿镛对其绝对忠诚，在政治上庇护张寿镛，并一定程度上给予张寿镛以回报。

张寿镛在江苏省财政厅任上推行废除厘金改消费税，变相增加了商人的负担。穆藕初等上海商界代表曾多次致信张寿镛等表示反对。张寿镛则针锋相对，严厉训斥上海总商会拒绝配合国家政策。由此出现了商界和地方党部联合弹劾张寿镛的事件。1929年2月15日，江苏省党部通过大会通过了12条议案，第11条是开除张寿镛党籍，贪渎无厌，撤职查办。上海总商会则于1929年2月22日通电国民政府表示反对改设特种消费税，请裁撤张寿镛。然而，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支持，这些弹劾均不了了之。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蒋介石可以动用国家军队为张寿镛解决私人问题。1930年4月14日，张寿镛之子，光华大学政治系教员张星联、学生张华联在沪西被匪徒绑架。蒋介石获悉后，当即电令淞沪司令熊式辉，认为张寿镛之子被绑架事，必与前不久发生的团级军官周凤歧所部潜逃为匪有关，请其“特别注意设法剿灭张寿镛二子被绑匪”。其后，被绑架者通过贿赂看守的匪徒而逃脱，但蒋介石亲自过问张寿镛的家事，可见他对张寿镛的重视。

对于张寿镛担任校长的光华大学违反党义的情况，蒋介石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容忍程度。

蒋介石在财政上倚赖张寿镛，并给予张寿镛以政治上的庇护，但对张寿镛而言，实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张寿镛作为财政官僚，长期为蒋介石理财，不免受聚敛之讥。上海八十余商业团体骂其：“满清下吏，军阀陪臣……贪戾苛虐”，甚至“争欲掘其祖墓。”由此，张寿镛不愿再度担任财政部长。1930年8月，张寿镛即电请蒋介石辞职，希望蒋介石“矜怜衰暮之身……准予开去财政次长职务。”

然而，蒋介石十分重视张寿镛，亦需张寿镛继续为政府理财。张寿镛辞职时，蒋介石从南昌亲自致电上海市市长张群，要求“张寿镛须挽留，必须助益，否则诸多不便也”。1932年11月25日，身在湖北的蒋介石又致电张群，请其劝驾张寿镛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将其留在身边理财。然而，张寿镛以“身体脑力不堪再膺繁剧”为由辞谢。由此，蒋介石与张寿镛之间的关系发生转折。

蒋介石的实用主义

蒋介石用人素来注重实用性。虽然张寿镛违背其意，坚拒财政部次长职务，但他仍承担一定的理财功能，因此，蒋介石仍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张寿镛以照顾。

蒋介石虽然允许张寿镛辞职，但两者之间达成一个约定，张寿镛继续以私人身份帮助政府联络上海工商界筹款。1933年春，北平军分会黄郛部下王克敏电国民政府需要华北特饷，财政部次长邹琳当即赴沪，会同张寿镛和张嘉，请其向上海银行界接洽发行债券。1933年5月12日，张寿镛复电蒋介石，请其“纾念”。5月27日，张寿镛又致电蒋介石，称华北特饷已经完全办妥，按照七五折价格，每月能得300万元，目前可以使用两个月。同时，张寿镛还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情报，那就是“沪上颇闻有不逞者去，思以罢学罢工破坏秩序”，请蒋介石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注意。

由于张寿镛担任私人筹款身份，蒋介石仍然采纳他的进言。1933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大兴党狱，上海各大学共被捕200余人。光华附中国文系教员张杰、民众夜校主任薛炽涛以及男女学生14人被捕。各大学校长与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党部宣传部部长潘公展协商无果，最后由张寿镛亲自前往奉化，面见回乡扫墓的蒋介石，获得蒋的手谕，由各大学向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保释。不过，此时张寿镛毕竟已不是实职官僚，其对蒋介石所求，并非完全达到效果。

1932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限制文法两科招生，并定为国家政策。张寿镛担任校长的光华大学，以文法两科著称，此种政策对学校打击巨大。1933年6月12日，张寿镛亲自致电南昌的蒋介石，称“平心而论，人才缺乏，理科固宜，重文法两科亦何尝有过剩？此举不妨暂时从缓，请电教育部王部长自动将文法招生限制一节暂不实行，以安主修文法者之心，即消弥无谓争执。”不过，国家自有其既定教育政策，蒋介石不可能因为张寿镛的请求，便命令王世杰废除此种政策。从“蒋档”来看，并未见到蒋介石的回复。

从材料可知，蒋介石最后一次接见张寿镛是1934年9月27日，李石曾告知张寿镛与叶琢堂搭船来江西亲自致电蒋介石。其后，便未见蒋介石与张寿镛的直接沟通。此种变化或与国民政府财政状况的好转有关。由于1935年初改组中国银行等，国民政府已经建立起自己控制的银行，不再需要这样一个中介人与上海工商银行界沟通。对蒋介石而言，张寿镛从之前必须挽留的财政官员，变成可有可无的角色。

1945年7月，张寿镛去世，目前仅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批复的准许褒扬张寿镛的电文，而未见蒋介石个人有任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