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弟子潜伏在郭沫若身边多年,建国后刘伯承下令批捕

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收到一封密报,毛人凤在逃离台湾时,留下一个特务组织“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是荆有麟。

与此同时,在侦查期间还观察到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经过测试时发现,发电报的地点在城南夫子庙。

这个消息以引起了市长刘伯承的高度关注。他立即指示:让南京市公安局全力以赴,先抓大鱼。

对此,副书记宋任穷还表示:“荆有麟在特务组织中影响很大,只要将他抓住,能对其他特务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要知道,荆有麟是一个文人,如今怎么成为国民党特务了呢?荆有麟又是谁呢?

曾是鲁迅得意门生,思想上如何转变

荆有麟其实是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便在文化界活跃的特工,深得毛人凤和戴笠的信任。但他还有一个更为出名的身份——鲁迅的弟子。

要知道,鲁迅不仅是一代文学家,更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家,那荆有麟是如何与鲁迅相识的呢?

1903年,荆有麟出生于山西猗氏西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中。早年曾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当时的鲁迅在这里教学。也是在此时,他有幸结识了文学家鲁迅。

也是在鲁迅的介绍下,荆有麟来到《京报》担任校对,还和胡也频等人编辑《民众文艺周刊》。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他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进步青年。

从1924年到1926年这两年时间,荆有麟频频出入鲁迅先生在北京的住宅。也是在鲁迅的引见和介绍下,他先后结识了“狂飙社”的成员,如高歌、高长虹、常燕生等人。

此后,鲁迅筹办《语丝》《莽原》这些报刊,荆有麟这些稚嫩激进的青年便在身边协助。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被迫转移。

鲁迅

鲁迅

当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来临时,荆有麟自告奋勇驻守“莽原社”,还主动护卫鲁迅和家人。

对于荆有麟的写作,鲁迅也尤其关怀。在鲁迅留下来的一些文稿中,如今还能看到这个文学青年的作品,甚至鲁迅的文章中还引用过他的文字。由此可以看出,两人在思想上是有共鸣的。

而荆有麟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则是在1928年6月鲁迅南下之后。由于两人天各一方,联络的渐渐减少,尤其是国民党将北洋军阀取代后,荆有麟没有鲁迅先生的教诲,开始热衷于仕途。

他不惜从北方跑到南方来谋职,从此便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队中。当鲁迅得知这一消息后,曾经和他有过联系,还对其进行规劝。

荆有麟原本是一个积极上进,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编辑家和青年作家,但内心总是按捺不住寂寞而心存魏阙。

早在1923年,荆有麟在北京世界语学校读书时,曾经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哈哈报》,只可惜该报后来被军阀吴佩孚收买了。

再后来,国民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严厉地铲除异己。荆有麟到处求职不得,又请鲁迅先生帮自己谋职也不得,先是在南京《市民日报》办报纸,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和国民党第22独立师秘书长。

在此期间,他为中共方面提供过情报。在这之后,他不断请鲁迅帮自己找工作,鲁迅也曾经请友人易培基等人代为转播。

但鲁迅却拒绝了荆有麟向陈仪代为转托的请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对于多年未见的学生已经有些恍惚和陌生了。1929年,鲁迅在给许寿昌的信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拒绝的原因:

“因为他虽然和我认识多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若予以保证,偾事亦不可知耳。”

鲁迅不愧是鲁迅,他的预感果然没错。没多久,荆有麟便担任国民党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训练总干事,从此便开始了自己的文化特务生涯,鲁迅曾经说得“那些偾事”终于来了。

只不过,荆有麟对鲁迅始终是以爱护作为原则的。“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后,“左联五烈士”因此牺牲。

在空前的白色恐怖中,鲁迅再次遇到危险,荆有麟曾经通电给予了各种援助,鲁迅也专门写信表示感激。

鲁迅去世后,生前著作的出版,也得到过荆有麟的帮助,当时,许广平还请荆有麟通过鲁迅生前的同乡陈布雷等人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洽,解除了对鲁迅著作的封锁令。

秘密监视郭沫若

自从荆有麟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便化名为“林安”。之前,他曾经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荆有麟来到了重庆,并在《新蜀报》上经常发表一些文章,题材是他熟悉的鲁迅。由于作品的材料新颖,人们将荆有麟视为文坛后起之秀和鲁迅研究专家。

看起来,他的政治态度不错。但在1939年8月,他从重庆考选委员会被派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防奸防谍训练班”受训。

1940年,荆有麟便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要的任务便是负责监视厅长郭沫若的一举一动。

所谓的“第三厅”是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一度改革和振奋的产物。当时的国民党军委会下属特务机构“军委第六部”和刑银政训处取消,恢复了北伐时期的政治部,蒋介石邀请郭沫若第三厅厅长。

于是,“第三厅”便成为当时国共杰作一个宣传机构,下属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是后方进步人士和左翼作家经常聚会的所在地。

当时,大后方重庆涌现出很多文化人和作家。当然,很多人在思想上是比较复杂的,荆有麟便是其中比较暧昧的一员。荆有麟则利用自己“文化人”的身份潜伏其中并担任秘书工作,秘密开展特务活动。

1940年,郭沫若被免去厅长一职,荆有麟又在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中充当郭沫若的秘书。

他以此掩护身份, 混入“文抗”, 成为驻京成员之一。这样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 秘密调查左翼文化人的动态, 收集情报, 开始向“中统”重庆实验区提供情报。

郭沫若

郭沫若

由于他工作“成绩”显著, 后被吸纳为“中统”的特情人员 (通讯员) , 每个星期天上交一次情报, 并从1941年起接受津贴, 再后来更以专员名义领取每月200元的薪水。

之后,荆有麟的“胃口”后来越来越大, 他不仅向“中统”提供情报, 还开始向“军统”提供情报。

对于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重庆进步文化团体内安置为坐探的荆有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许多人并不知情, 原因是他伪装和隐藏得深。

原来, 当时的“文工会”是中共人员退出“第三厅”后与国民党当局“博弈”的一个结果, 是仍在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内挂名的一个学术研究性团体, 当然也是中共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继续开展工作的一个统战机构。

它由郭沫若任“主委”, “副主委”是阳翰笙和国民党派来的谢仁钊, 团结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当时荆有麟负责监视“文工会”中知名的文化人和进步人士, 甚至还包括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 以及因事过渝的林彪、林伯渠等。后来阳翰笙回忆:

1941年秋, 阳翰笙创作了话剧剧本《草莽英雄》, 有一次在“文工会”朗诵并征求意见时, 突然荆有麟脸色一变, 冷言嘲讽道:“阳先生, 你专写暴动题材, 真不愧是暴动专家呵!”

会后, 他就向当局告密, 于是国民党重庆党部在审查剧本时就没收了原稿,剧本被安上了“企图鼓动四川民众武装暴动”的罪名,当然更谈不上出版和演出了。一直到四年后的《双十协定》签订,才终于解禁。

特务生涯遇到“瓶颈”

周恩来夫妇

周恩来夫妇

不过,当特务的确也是不容易。当时,中共南方局针对国民党特务频繁的活动,先后制订了《关于秘密工作》等文件。皖南事变发生后,又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极大限制了国民党特务活动的能量。

由于情报来源枯竭,荆有麟引发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不满。由于当时的“文工会”地处重庆乡间的赖家桥,城内只有一个办事处,郭沫若入城办公,荆有麟无从下手。

之后,郭沫若长期住在国内,荆有麟每个月进城一周时间,白天就在办事处窥探情报、消磨时间。晚上前往特务机关撰写报告,闲暇时间创作一些文学作品。

当时,荆有麟最著名的著作,便是《鲁迅回忆片段》。此外,他还曾写过一本《国共之间》的小册子,内容是宣传一致抗日的主题。可由于在出版上遇到困难,他便想要请中共方面给予帮助。

1942年10月,“文协”召开各界联欢会,周恩来也欣然参会。荆有麟便趁机将这本书的出版和写作情况向周恩来请教。

周恩来当即肯定了写作动机,并表示有兴趣阅读,还将这本书交给徐冰。但他后来创作的《间谍夫人》遭到《新华日报》的批评,荆有麟便不将这本书交给中共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很多文人转移到桂林。一时间,桂林便有了“抗战中心”和“文化城”的称呼。

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和监视这些文人,便敦促其向重庆开赴。郭沫若和夏衍得知国民党的阴谋后,采取了抵制措施。荆有麟立即将此事向特务上司报告,蒋介石因此事大骂郭沫若。

此后,荆有麟还向上司汇报了周恩来在“文工会”和重庆各界人士交谈的相关情况。不久,后后方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纷纷响应中共主张。

蒋介石闻讯后,一怒之下将“文工会”撤销,也让后方的进步文艺界人士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活动组织。

但是让荆有麟远远没想到的是,随着“文工会”的撤销,他的情报活动也无从开展,也因此影响到了他的生计,中统还停止了对他的“津贴”。

由于他再回到郭沫若身边是不可能了,便立志为国民党继续做情报工作。当然他只能根据一些通讯稿件和报纸分析,编成情报提供给国民党重庆特别监察处。

有时候实在是没有情报,他只能编造一些假情报,任凭想象和猜测。毕竟荆有麟是吃文字饭,还是作家,编造这些情报可以说是拿手戏,其真伪就没有被认出。

中午文化协会成员

中午文化协会成员

抗战时期,随着国共关系的逐渐恶化,国民党特务组织加强了对进步文化人的监视,荆有麟被中统收买,成为了左翼文化人的的内奸。

由“中统”、情报科长黄九成领导,荆有麟专门负责搜集茅盾、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夏衍、臧克家、欧阳予倩等人情报。

此外,他还负责监视“中苏文化协会”的侯外庐、王昆仑、李德全等人以及苏联驻与对外文化协会的弗德麟柯等汉学家。

“中苏文化协会”这一团体成立于1935年,荆有麟极力想要混入这一团体这些成员中很多人如邵力子、孙科等国民党党政专员,甚至还有陈立夫这些‘CC’系分子。当然,更多人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其中还有一些秘密党员。

因此在这一团体中,必然会发生很多争锋相对的斗争。荆有麟利用自己曾经和鲁迅相识的身份,曾经在《中苏文化》这本刊物发表过纪念文章,国民党特务当局便将他视为打入“文协”的最佳人选。

1947年秋,国民党还都后发生人事危机,主任秘书刘仲荣不在南京,职位也形同虚设。国民党“CC”系便委派荆有麟担任主任秘书。当时,协会的进步力量已经了解了荆有麟的底细,便设法抵制,此事才最终作罢。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荆有麟先后担任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文化组长、“中统”首都试验区专员,依旧执行特务组织供应情报的秘密工作。

他依旧是凭空捏造情报,特务机关根据这些情报去控制或者监视某些人和地区,让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当然,马也有失前蹄之时。一次,荆有麟根据报纸上报道的“苏联罗申大使已经离京”的消息,被捏造成“大使离京回国”。

两三天后,报纸上肯定了大使只是生病,并没有离开南京。因此,荆有麟的“秘密”被泄露。因此他便失宠于特供机关,“中统”对其进行了处分。此后的荆有麟依旧没有回头,又开始了秘密潜伏特务工作。

特务身份暴露

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的败局已定,解放军的大部队在江边聚集已经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开始布置溃逃工作,随时准备南迁,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开始派遣大批的特务实施潜伏计划。

由于蒋介石曾经曾经称荆有麟为“最优秀的同志”,特务机关便将留守南京这个重要使命交给荆有麟。

某天傍晚,毛人凤邀约荆有麟谈话,他在交谈中郑重指出:你留在大陆潜伏是为了“大家庭”的利益,为了党国的兴亡。

此外,毛人凤还赞扬了他曾经在重庆监视郭沫若、搜集苏俄情报。他还表示自己之所以要留下来,实在是因为大陆需要经验丰富的领导、

接着,毛人凤还将南京站文化组改名为“保密局潜京一分站”,还将艳云评剧社和新华剧团作为荆有麟的掩护,并将其任命为剧团经理。

事后,保密局南京站长黄家特又将荆又麟约到胡家巷密谈,并让其另行组织人事,配给电台,从上海调来报务员马佑华和马玉芳。

1949年4月23日,南京正式解放。在这之后,荆有麟的“潜京一分站”却在天天在向台湾保密局泄露的我国的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情报。

为此,台湾保密局毛人凤在对“潜京一分站”的工作非常满意,还发给他1000元奖金,他用这些钱来寻欢作乐。

随后,国内很快便展开了“肃特反特”运动,很快便成功侦破了一批国民党潜伏的地下电台和潜伏特务。

也是在这时,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收到一份密报,同时还侦查到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经过测验后发现,发报的地点是在城南夫子庙。

这个消息很快引起了市长刘伯承的重视,并指示南京市公安局立即将站长荆有麟抓住,对其他特务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1949年6月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举行文艺汇演,优秀的节目将要举行文艺汇演,优秀的节目将要参加全国文代会的演出。

与此同时,荆有麟便想趁着这个机会来北京实施更加重要的潜伏计划,立即着手排练《乾坤福寿镜》,该剧也被选中

6月20日,新华剧团正在夫子庙大鸿楼剧场彩排,荆有麟正在剧场中观看演出。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公安人员早已经在秘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正当他聚精会神观看着演出时,公安人员立即冲上去将荆有麟抓获,彻底将“保密局潜京一分站”这个特务组织捣毁,共查获23部电台。

被捕之后,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51年4月,荆有麟被处决,生命定格在了48岁。

来源:https://www.163.com/dy/article/HLP673NR0552CF9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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